前言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1日成立以来，已经50多年了。50多年来，以毛主席为伟大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英勇战斗。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转引自1971年12月1日《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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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64开本)1973年版第16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全党同志战胜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和在同国内外敌人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巩固和成熟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毛选》新版横排本（以下同）第281页)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中国共产党50多年来，已经历了10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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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指引着党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
    有六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等为头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组织和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实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经过28年的战斗历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党制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国内开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大搏斗，在国际同帝、修、反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党内，围绕着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问题，已经历了四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和彭德怀两个反党集团之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摧毁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的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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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沉重打击。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告诉我们，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列宁指出：“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页)它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在我们党内，那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跳出来表演，都是有国际背景的，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勾结国际上的帝、修、反。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侵略和颠覆我们，也必然要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所以，“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64开本)1973年版第44页)只要我们仍然是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是我们长期的战斗任务，也是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们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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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64开本)1973年版第19页)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结合学习马、列著作，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了解马克恩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方针，正确认识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关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一定要坚持以路线斗争为纲，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个基本原则(转引自197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尊孔反法的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吸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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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路线；按照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说
    明
    前年，为了解决我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讲义，结合批林整风，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帮助工农兵学员从基本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我们编写了《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初稿），作为校内试用，征求意见。现在，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一年来的教学实践，我们在原来初稿的基础上进行初步的修改和必要的补充。
    这个修改稿，我们力图以十大文件为依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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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从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阐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力求以路线斗争为纲，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正确反映社会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处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帮助工农兵学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续学习和贯彻十大文件的精神，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力求紧密结合当前学习和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十大文件总结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孔孟的反动思想，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积极参加反修防修的战斗。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学习很不够，对十大文件的精神理解不深，修改稿肯定有许多欠妥之处，对于书中的缺点和错误，恳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得到有关单位和各兄弟院校同志们的各种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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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
    《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编写组
    1974年1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
    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21年-1927年)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1日诞生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党的创立时期，斗争的中心是要不要建党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这个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后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对于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广大群众手无寸铁，使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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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然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代里，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领导革命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一消灭阶级”。（马、恩《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马恩全集>第17卷第455页)列宁在阐述建党的重要性时也指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437页)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也曾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选》第1249页)回顾中国革命历史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更加证明了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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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要认清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当首先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因为这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选》第596页)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选》第593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基础虽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未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皇帝贵族的专制政权虽被推翻了，但是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帝国主义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经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下，由于中国处于长期不统一状态，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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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所少见的。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选》第594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70多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包括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虽然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但是这些斗争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都遭到了失败。中国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因受着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提不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所以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革命，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也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重担，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身上。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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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毛选》第590页)从鸦片战争到
    五四运动，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发展到大约有200万人左右，它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之外，还有特出的优点：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以斗争最坚决最彻底，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除极少数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它一走上政治舞台，就在本阶级政党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由于相当数量的工人来自破产农民，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它必然地会“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毛选》第298页)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以罢工为例，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13年发生过11次，1917年发展到23次，而到1918年就增加到30次。但是初期的斗争都是自发性的经济斗争，这种自发性的斗争，不能形成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斗争，由自发的斗争变为自觉的斗争。“没有革命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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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36页)无产阶级随着斗争的发展，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迫切需要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迫切需要有一个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选》第1360页)使中国人民空前觉醒，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过程中，毛主席代表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18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毛主席从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就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实际斗争，向工农群众学习。1917年夏，毛主席到湖南广大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同年冬，又在长沙创办了工人夜校，亲自讲课，传播革命火种。毛主席在接触工农的实践中，从劳动人民身上吸取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1918年4月，毛主席组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在湖南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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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培养了象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优秀干部。同年
    九月，毛主席为了组织革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并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宣传革命真理。1919年初，毛主席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这时期，广大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进行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李大钊同志曾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列宁的号召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它的导火线，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巴黎和会”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的控制下，不仅蛮横地拒绝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对如此丧权辱国的所谓“和平条约”，中国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竟然准备签字承认。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举行集会、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全国学生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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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响应。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反动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在这严重关头，中国无产阶级挺身而出，站到斗争最前线。
    从6月3日开始，上海的工人首先举行反帝政治大罢工，各地工人相继响应。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对于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示了工人阶级巨大的政治威力和领导力量。在工人阶级带领下，运动迅速地发展到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威胁着军阀政府的统治，迫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撤职，并宜告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次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不但是一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毛选》第660页)它第-一次公开地对几千年来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大造革命與论，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开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热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五四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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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选》第659-660页)“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选》660页)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五四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认识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下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这样，五
    四运动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主席立即投入战斗，组织和领导“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湖南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发动了长沙学生实行总罢课，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积极引导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19年7月，毛主席在长沙创办了著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并在亲自写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以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罪恶，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连续发表了《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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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联合》的论文，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结合中国实际，为革命人民指出斗争的方向，对当时湖南和全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冬，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进一步刻苦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而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宜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杜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恽代英同志在武汉组织了互助社，出版了《互助》。据不完全统计，这时全国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二百多种。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接着，一些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在拥护社会主义的伪装下，宣扬“劳资合作”、“议会主义”等改良主义谬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鼓吹所谓“绝对自由”，否定一切权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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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主席认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他指出：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希望，才知所趋赴。毛主席还指出，历史上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指望他们回心向善，那是幻想。只有走俄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改良主义、议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经过这场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的进攻，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日益发展，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就日益迫切。要不要在中
    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后尘，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毛主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毛主席在给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因为它是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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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毛主席坚决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走俄国十月革
    命道路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毛主席指出，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党的世界观，党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并且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毛主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代表了建党的正确方向。
    毛主席为了在中国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作了大量的宜传和组织工作。19200年8月，毛主席在湖南创办了“文化书社”，大量销行全国各地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以新民学会优秀会员为骨干，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就进入了更有组织、更有计划的阶段。毛主席不仅领导会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深入工农群众进行社会考察。1920年底，毛主席亲自去萍乡等六个县进行社会调查，还到湖南纺织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及其他行业的工人中，开办夜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920年秋，毛主席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又建立了党的预备队伍一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主席早期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说明了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杰出的代表，是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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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伟大缔造者。
    在此前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以及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也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至此，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1921年7月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了12名代表，代表着70个党员，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大会。到会的还有董必武和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等同志。
    大会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领导机构等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毛主席反对了那种主张把党建成一个只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合法斗争的学术团体，和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拒绝革命知识分子入党的关门主义等错误观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使“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毛选》第994页)。大会确定必须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来建立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次大会，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原为北京大学教授，他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由于他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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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时期反对封建文化运动中，编辑《新青年》杂志的声名，参加过建党的筹备工作，特别是由于党在初创时期，还缺乏经验，因而把他选进了党中央领导机关。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选》第1403页)“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月就焕然一新了。”(《毛选》第1249页)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领导安源工人运动
    党在成立以后，就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革命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要求我们党提出明确、具体的革命纲领，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纲领，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大会没有明确提出中国民主革命应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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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来领导，没有明确解决武装斗争和农民土地问题。党在二大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起至1923年“二七”大罢工；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全国罢工达100多次，参加的人数达30万以上。香港六万多海员为了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压迫，1922年1月，举行大罢工，经过56天的激烈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次高潮中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资本企业，工人在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压迫下，处境悲惨，孕蓄着无限的革命力量。毛主席于1921年秋来到安源，下矿井，进工棚，与工人促膝谈心，发动工人闹革命。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于1922年2月成立了安源党支部，同年5月1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安源工人组织起来开始了自觉的革命斗争。资本家为了扑灭斗争烈火，采取威胁手段，扣发工人工资，这就更激发了工人的斗志，大罢工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斗争形势面前，是坚决领导工人运动还是反对、压制、破坏工人运动，毛主席革命工运路线与陈独，秀的追随者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工运路线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1922年9月，毛主席又来到安源，深着调查工人斗争情况，精辟地分析了革命大好形势，作出坚决领导大罢工的英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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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并坚决主张：罢工斗争的目的不仅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重要的是通过有组织的斗争，提高工人政治觉悟，自觉地以整个阶级的彻底解放为根本任务，鼓励工人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安源工人在“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战斗口号下，于9月14日开始了大罢工。这时工贼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革命工运路线，企图破坏罢工斗争。罢工爆发前，他咒骂大罢工是“挺而走险”，反对大罢工，罢工爆发后，他又扯起“文明罢工”的黑旗，三令五申地要工人“比平时更加文明”，“各归住房，不得扰乱”，压制大罢工，当他眼看大罢工的烈火无法扑灭时，便向资本家乞求谈判，提出以“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待遇”作为”唯一的切要企图”，妄图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安源工人既不怕反动派的镇压，也不受大工贼的欺骗，他们英勇颃强，坚持斗争，终于取得了罢工的伟大胜利。
    安源罢工斗争的胜利，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而工贼刘少奇贪天功为已功，长期以来，把自己吹成是“安源工运的领袖”，妄图篡改历史，是枉费心机的。
    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因遭到军阀吴佩孚无理禁止，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工人举行罢工，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结果，有40多人惨死，300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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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数10人被捕，1000多人被开除。领导罢工的优秀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两同志光荣牺牲。林祥谦被捕后，军阀威逼他下令复工，他高呼：“头可断，工不可复。”宁死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随后各地工运都受到很大摧残，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但是，在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得到了战斗的锻炼和考验，充分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组织力量和彻底革命精神。革命的实践使党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二、毛主席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斗争。工
    农革命运动的发展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伟大导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谈到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略时指出：“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毛主席一贯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实行革命的大联合。1923年4月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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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无产阶级必须同各革命阶级、阶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成功，并正确地分析和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为了正式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6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人，代表党员432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的。
    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因此，反对与国民党合作。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毛主席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地估计了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基础上可以实行合作。毛主席特别强调，在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确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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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
    这次大会有着重大的意义。由于党正确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使党能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力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但是，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大会没有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解决农民问题和革命武装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继续进行着斗争。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党的三大以后，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我党的努力推动和建议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和李大钊等同志参加大会，并担任了重要领导工作。大会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标志，宣告了革命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大会发表了宣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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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第661页。但是，这种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仍有本质的不同，即：民主革命阶段上部分纲领的不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宇宙观的不同，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党人绝对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1924年5月，在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党派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等许多同志，先后在黄埔军校担任工作。党从各地派来参加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成为军校的革命骨干。这时，党已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因而，党除了直接掌握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落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军阀手中去了。蒋介石利用孙中山对他的信任，窃取了黄埔军校校长职务，收罗大批反动派，作为他反共反革命的资本。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为党造成了公开组织和教育工农群众的有利条件，促进了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1924年7月，党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反对“新警律”（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政治大罢工，打击了英、法帝国主义，取得了重大胜利。沙面罢工胜利是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征兆。各地被封闭的工会组织也逐渐恢复，全国工人运动又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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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南，毛主席亲自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9月，毛主席派了一批工人党员去领导农民运动。1925年2月，毛主席在韶
    山地区创办20多所农民夜校，并在20多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同年6月，毛主席亲自建立了韶山党支部，领导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在这期间，彭湃同志领导下的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会会员有20余万人，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对于巩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1925年1月，我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着重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为了加强领导，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这次大会为迎接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大会后，革命运动更加发展，至1925年上半年，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就有54万，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反帝运动。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为了镇压中国工人罢工，开枪打死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多人。帝国主义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五月卅日，当革命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当场打死数十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当晚，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这一反帝运动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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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阶层去，组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首先举行政治大罢工，学生、商人纷纷以罢课、罢市响应，形成“三罢”高潮。接着，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长沙等地都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从上海开始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反帝风暴，其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1925年6月19日爆发的广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
    6月23日，广州工人和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以及学生、农民、黄埔学生军等各界约十万人，举行政治大示威，游行队伍行至沙基路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死伤200余人。“沙基惨案”激起了广州、香港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愤怒。党为了进一步组织这场斗争，成立了以苏兆征和邓中夏为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统一领导省港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5万之多。罢工工人还组成了武装纠察队，严密封锁香港。此次大罢工，得到以陈延年同志为书记的广东区党委坚决支持，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强大的领导力量。“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25年2月，在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在海陆丰农民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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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打垮了军阀陈炯明的主力。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粉碎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阴谋。1925年7月，在党的倡议下，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将所辖军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接着，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歼灭了陈炯明的军阀势力，收复了东江。同年冬、国民革命军还举行了南征，击溃了盘踞在广东西部的邓本殷军阀势力。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巩固和统一，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当全国工农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进入高潮时，窃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等职务的刘少奇，和买办资本家串通一气，破坏工人运动，充当了内奸、工贼。1925年11月他私自从上海跑到长沙，不久，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并被判处“斩决”。他为了保住狗命，完全接受了敌人的条件，当了可耻的叛徒。随后，他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给他的“四书”，窜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钻入党内，成为执行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急先锋。
    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反对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
    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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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活动
    在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
    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处心积虑地要篡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扭转革命方向。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猖獗起来。同年11月，谢持、邹鲁等一小撮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公开进行反共活动。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加紧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阴险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他伪装革命，窃取了一部分军权，并指使国民党右派戴季陶连续发表反共文章，纠集喽罗组织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制造反革命舆论，阴谋夺取革命领导权。这时，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在厦门也组织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写反共文章，猖狂地辱骂中国共产党。
    为了击退国民党右派的叫嚣，1925年12月，毛主席在广州主编了《政治周报》，并在《发刊词》中指出，向反革命派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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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战斗檄文，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同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团结了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
    四次中央全会。会议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决定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处理“西山会议派”问题，开除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党籍；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使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以便进一步改造国民党的领导，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陈独秀却反对这一正确方针，叫器“过火”，要求推迟一个月召开大会，并在上海与戴季陶等勾结，把一批右派分子送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破坏毛主席正确计划的执行。在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下，国民党二大虽然重申了三大政策，通过了斥责右派的决议，并处分了“西山会议派”分子。但由于陈独秀的退让，仍把国民党右派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使右派在国民党中央占了优势，孤立了左派。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从而更加猖狂起来。
    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指使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命令共产党员担任的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调派中山舰到黄埔港候用。中山舰奉命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即污蔑我党“阴谋暴动”，3月20日突然宣布戒严，强占中山舰，包围我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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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办事处，逮捕了共产党员50余人，强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是右派反动势力向无产阶级夺权的反革命信号。毛主席和党内一些同志主张对蒋介石反革命阴谋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回击。但陈独秀拒不接受，不仅不回击，反而荒谬地认为中山舰事件是我们“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并且公开写信向蒋介石道歉，甚至用叛徒语言说谁反蒋谁就是“反革命”，他就要“请”蒋枪毙这个“反革命”。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蒋介石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军权，更助长了他的反革命气焰。
    同年5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委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始能发出。对于这个反动提案，毛主席和党的其他同志坚决反对。陈独秀却认为可以避免我党“包办”国民党的嫌疑，“有利”于两党团结，因而接受了这个反动提案，胡说什么："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与我党无关。”并下令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结果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篡夺了领导大权，为他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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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中严重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在民主革命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陈独秀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早在13年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黑文，就是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他叫嚷中国工人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污蔑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他无耻吹捧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他否认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提出了“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
    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运动，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因而，使无产阶级领导权也成为一句空话。
    当时，“左”右倾机会主义都否认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都是取消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党能否正确解决革命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就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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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为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
    毛主席在文章--开始就把路线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并强调：“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选》第3页)阐明了分清敌我友和制订正确路线的重要性。
    谁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毛选》第9页)国民党右派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毛主席这一科学分析，彻底揭露了陈独秀认敌为友，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
    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选》第8页)毛主席针对陈独秀的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谬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并列举了党成立以来历次工人运动中，无产阶级所表现的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充分证明了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民主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深刻批判了陈独秀把革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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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巩固的同盟军。指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选》第9页)在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毛选》第6页)特别是贫农“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毛选》第7页)。毛主席在这里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因而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奠定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基础。在这里，毛主席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和张国焘，他们都抛弃农民，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必然滚进机会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根据中国社会特点，创造性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作了精辟的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使他们对于中国的革命具有矛盾态度：“他们在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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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选》第9页)4因此，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为党奠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还针对陈独秀的谬论和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他们
    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明确地指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毛选》第4页)“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毛选》第4-5页)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也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只能集合于第三国际的红色的革命大旗之下，走向社会主义，而不可能在国际联盟的白色的反革命旗帜下，搞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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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一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选》第9页)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从路线的高度，解决敌我友的问题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
    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精辟地论述了革命的对象问题，革命的领导力量问题，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毛主席从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阶级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奠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航向，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毛主席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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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批判
    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更加高涨，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
    毛主席一贯重视农民运动，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就一直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这一革命的中心工作，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926年初，毛主席担任了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5月，在广州主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20个省区，共300多人。毛主席亲自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经常组织学员深入调查农村的实际情况，研究各地农民运动的问题和经验，并把军事课程列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学员实行军事编制，接受严格训练。讲习所为全国各省培养了农运骨千，大大加强了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当时在讲习所担任教员的还有周恩来和彭湃、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同年9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主席主张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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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工农运动飞跃发展。1926年10月以后，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占了一半。在全国，1926年初起，仅半年内，农民协会就遍及12个省，全国乡以上农会就有五千多个，会员达1000万人以上。工会组织有700个，会员120多万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1926年5月，我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挺进湖南。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开始北伐。当时，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吴佩孚控制湖南及沿京汉铁路的湖北、河南一带；军阀孙传芳割据东南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军阀张作霖盘据在东北各省和津浦路北段及京津地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从广东分三路进军。西取湖南、湖北，这是主攻方向；中路取江西；东路取福建。由于党的路线正确，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先锋作用，北伐进军不到半年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叶挺独立团不但是北伐军的先锋，而且一直是攻坚陷阵的主力，5月挺进湖南，7月攻克长沙，8月占领岳州，10月攻下武汉，所向披靡，威震全国，人民群众誉为“铁军”。到了1926年底，北伐军先后占领了湘、鄂、闽、浙、赣、皖等省，席卷了南部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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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大力支持北伐战争，各地工农武装直接配合作战。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驱逐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先后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一度解放了上海，建立了革命政权。工农运动的高涨，对促进北伐的胜利进军，起了极大的作用。毛主席指出：“一九二
    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选》第608页)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农运动进一步高涨。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运动猛烈发展。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迅速、更猛烈地开展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湖南的农民建立了武装，成立了政权，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县官遇事也要先问农会。农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县官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捱到下午。农会说话是“飞灵的”。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的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使每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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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都感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为他们的革命行动高呼“好得很！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风暴，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迅猛地发展起来，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因而国民党右派集团极为恐慌，把农民运动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勾结社会，上的地主豪绅，一方面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另方面暗害农会骨干，组织假农会，打入和控制国民党下级党部，阴谋破坏革命。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潜伏着革命随时有被出卖的严重危机。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在继续发展。他不但不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而且屈服于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的压力，公开反对农民运动。为了适应国民党右派的要求，陈独秀利用职权，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全党。1926年9月，陈独秀一手炮制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在《决议案》中，陈独秀规定农民“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建立武装和夺取政权，胡说什么“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许“收缴民团的枪械”，不许“千涉行政”，主张建立“乡村联合战线”，妄图把农民的革命政权和武装交给地主劣绅。这个<决议案>是陈独秀出卖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武装农民、反对农民夺取政权的右倾投降主义纲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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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主义纲领一出笼，就受到毛主席的彻底批判。1926年12月，毛主席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先后两次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大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了宣言和各项决议。决议指出：农民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并且规定：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民主政权。决议还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反对农民革命的谬论，指明“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必然的过程。”“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若是害怕‘纠纷’，采取怀疑或反对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农民运动冲决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束缚，在湖南、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茶地继续发展起来。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使农民问题成为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决定革命成败的农民问题，最突出、最迫切地摆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毛主席为了迎头痛击党内机会主义者和地主资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指引农民革命斗争继续胜利发展，于1927年1月，亲自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后，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早在1856年，马克思在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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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就明确指出：“德
    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5·马克思致弗·恩格斯》《马恩选集》第4卷第334页)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一步地发展了工农联盟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1页)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工农联盟的伟大思想。
    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首先提出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极端重要的地位。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选》第12-13页)他们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选》第15-16页)毛主席在论述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时还指出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是“站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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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毛选》第13页)陈独秀正是毛主席所指出的那种站在农民的对面，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他根本不把农民看作是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反而认为农民反封建的斗争会破坏革命，破坏统一战线。所以，当地主资产阶级疯狂反对农民运动，以分裂统一战线相威胁时，他就步步退让，妥协投降，成为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报告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毛选》第17页)农民要求翻身和解放，消灭封建压迫和剥削，首先就必须推翻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使政权掌握在农民手里。这种权力的转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因此，“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毛选》第23页)而要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毛选》第28页)，“一切权力归农会”(《毛选》第14页)，以武装作为政权的支柱。但是，陈独秀却被农民武装吓破了胆，他认为对于地主民团，“现在就要想根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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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主张“由乡民大会选举或者其他适当政策，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这完全是一条反对建
    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机会主义路线。针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毛选》第29页)，成立梭镖队，这“是使一切士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毛选》第29页)团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湖南广大农村都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武装梭镖队，单湘乡一县就有十万支梭镖。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反动势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毛主席在报告里还提出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解央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农民的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同。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只有贫农最革命，是农村中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假如没有贫农的领导，“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毛选》第21页)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恶毒咒骂贫农的革命行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着叫器。对此，毛主席坚决支持和热情赞扬贫农和农民运动：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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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毛选》第21页)党在农村就应依靠他们。要团结中农，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这就痛斥了一切污蔑贫农、打击贫农的反革命言行，明确地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的基本思想。毛主席在这篇著作里，自始至终贯彻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革命，就必须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没有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就决不能有伟大的革命，也决不能完成革命。毛主席热情地歌颂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农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十四件大事，大方向完全正确。毛主席强调指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选》第17页)对于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毛选》第16页)而陈独秀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正是由他的反动唯心史观所决定的。而所谓“糟得很”的理论，则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判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农民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从根本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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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一一农民问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又一次地给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重大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毛主席为挽救中国革命而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的失败。“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和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时，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打死打伤我国军民2000余人。南京惨案是帝国主义加紧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也是帝国主义武力胁迫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政治阴谋。
    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在帝国主义、豪绅买办阶级的支持下，从1927年3月起，连续制造了赣州等地一系列反革命惨案，并阴谋在上海以更大的屠杀来建立反革命蒋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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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历史紧要关头，是任凭反革命势力绞杀革命，还是发动工农武装，为挽救革命而斗争？这就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激烈搏斗的最紧要问题。
    1927年3月，毛主席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的追悼陈赞贤烈士的大会上，对蒋介石杀害工农群众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并号召革命人民下定决心向反动势力进行反攻，以保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当时，上海、南京一带正处在革命高潮之中。上海80万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广大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同情和拥护工人阶级，上海人民组成了临时革命政府，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有3000人，北伐军中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同情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党给予正确的领导，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是难以得逞的。
    然而，陈独秀却顽固地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不抓紧有利时机扩大工人武装，不去作北伐军中同情革命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甚至不准工人纠察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更可耻的是，陈独秀在4月5日，竟与国民党右派头目汪精卫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胡说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革命人民“不听信任何谣言”。这就完全解除了党和人民的思想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了蒋介石实现反革命政变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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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一个星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3天之内，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广州等地，也展开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所谓“清党”运动。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罪恶滔天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屠杀，激起了全国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怒，武汉、长沙等地广大革命群众冲破了陈独秀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示威游行。革命群众的反蒋怒潮，逼使武汉国民党中的假左派真右派不敢立即公开反共，推迟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在武汉地区的实现。蒋介石公开叛变后，4月18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勾结各地军阀，对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实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同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加紧勾结，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在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之下，革命面临着严重危机。
    毛主席为挽救革命而斗争。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的叛卖活动葬送了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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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4月27日，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主席再次深刻揭露和批判
    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为挽救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意见，主张迅速加强土地革命斗争，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但是，叛徒陈独秀坚持反动立场，控制大会，实行家长统治，顽固地拒绝讨论毛主席的正确主张，甚至无理剥夺毛主席的表决权，把毛主席完全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所以，这次大会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大会结束后，由于陈独秀进-步发展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革命两面派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更变本加厉，使革命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
    1927年5月17日，武汉政府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5月21日，汪精卫又指使其驻长沙的反动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马”是电报“21日”的代号)。这是汪蒋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伙的信号。许克祥的叛变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愤怒声讨，长沙附近各县十万农民大军包围了长沙，盘踞在长沙的许克样只有一个团，眼看即将被全部消灭。这时，陈独秀再一次拒绝了毛主席主张对反革命叛变予以坚决反击的正确意见，害怕农民攻城会“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强令“农民不得进城武装斗争，湖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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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结果，许克祥乘机反扑，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这是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屈膝投降的严重恶果。
    “马日事变”后，反动势力更加嚣张，汪精卫公开发表布告，叫器对农民运动要“加以制裁”。随后，又把在河南的北伐军撤回武汉，准备大规模镇压革命。6月中旬，汪蒋两贼达成了联合反共的协议，准备对革命全面镇压，革命到了成败的最后关头。
    为了挽救十分危急中的革命，毛主席和蔡和森同志认为对反革命的政变应给予坚决的回击，指出：事态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候人家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及军委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当时在我党领导下，叶挺部有一个师，教导队有3000人，武汉军校还有一批武装，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2000支枪。全国工农运动还有相当的力量，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群众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不但拒绝接受毛主席的英明主张，失去了最后挽救革命的时机，反而在6月30日，操纵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国共合作的所谓11条政纲，仍然承认国民党是“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府之意义”，为了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病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这11条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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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陈独秀叛徒集团出卖中国革命的投降书。这时窃踞了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职务的刘少奇，再一次被捕叛变，并被汪精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了内奸、工贼，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献反革命计策。6月29日刘少奇利用职权，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枝弹药，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都统统拱手交给了国民党。在“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反共大屠杀前，刘少奇再一次向汪精卫密告，出卖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充当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由于陈独秀一伙的妥协投降，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汪蒋合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毛选》937页)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葬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叛变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而“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毛选》142-143页)“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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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选》361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影响。党吸取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步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不断扩大革命队伍，是何等的重要。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既然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第二章毛主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反对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表“左”、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1927年-1937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主要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中国革命是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还是走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道路。这个时期，毛主席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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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建党建军等问题，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是我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路线的斗争
    “八一”南昌起义。党的“八七”会议
    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勾结美、日帝国主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反动的、最黑暗的反革命王朝。“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毛选》第47页)在蒋介石的反革命屠刀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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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陈延年、赵世炎、肖楚女、夏明翰、向警予等党的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仅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3万7千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党的队伍由原来的57000多人减至10000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至3万人。工人斗争暂时被镇压下去。农会被迫解散，农民斗争，此起彼落，处于分散的状态。全国革命形势，处于暂时的低潮。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为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选》第937页)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选》第573页)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党击破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阻挠和破坏，率领在我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队3万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有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同志。南昌起义正确的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起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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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离南昌，进至广东潮州、汕头时，遭受挫败。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主席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号召全党从大革命失败中汲取教训，并英明地指出：党应当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这次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号召农民举行秋收起义。这次会议，毛主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主席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毛选》第513页)但是，没有注意防止“左”倾情绪的滋长，以至后来被瞿秋白发展成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贰、毛主席领导的秋收义，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建立
    “八七”会议后，毛主席赶回起湖南。8月18日，毛主席在长沙市近郊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了秋收起义的计划。会议决定成立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一前敌委员会，毛主席担任书记。八月下
    旬，毛主席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秋收起义，并将参加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煤矿工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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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浏阳、醴陵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9日，在毛主席领导下，震动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部队曾一度攻占了醴陵、浏阳等地。由于敌强我弱，后来，部队受到挫折。毛主席当机立断，于9月19日把各路起义部队集中于浏阳文家市。毛主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将革命的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毛主席亲自率领起义部队，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
    9月29日，毛主席率领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毛主席整顿了部队，将原来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中首次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了班有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的制度。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上奠定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础。
    10月底，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登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部队会师。五月四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主席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可是，在南昌起义后曾经动摇逃跑的林彪，出于其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需要，竟然篡改历史，胡说是他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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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真是无耻已极！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红军指战员深入发动群众，帮助地方恢复、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赤卫队和工农革命政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多次围攻，使井冈山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到1928年11月，井冈山根据地已发展为包括宁冈、遂川、鄙县、永新等县一部或全部的一整块地区，并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形成了第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从此，毛主席亲自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逐步发展成燎原之势，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等同志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叶剑英同志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发动了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城，建立了广州公社。这是党领导下广大革命群众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英雄
    一战，是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但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一条正确路线，在盲动主义的影响下，没有组织正确的退却，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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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太雷同志英勇牺牲。当时参加起义的苏联、朝鲜等国际主义战士，有的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大革命失败后半年到一年期间，方志敏同志在江西横峰、弋阳等地领导了武装起义，并将队伍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彭湃同志在广东海陆丰领导了武装起义。张鼎丞、邓子恢同志在闽西领导了起义。滕代远、黄公略同志在湖南平江领导了起义。段德昌等同志在湘鄂西领导了起义。韦拔群、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在广西左、右江领导了起义。刘志丹同志在陕西渭南、华阴地区领导了起义。此外，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等地也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
    毛主席曾经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毛选》第512-513页)所有这些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为创造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叁、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托陈
    取消日派分裂阴谋的彻底破产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当着我们党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又出现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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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七”会议后，担任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书记职务的瞿秋白，利用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产生的“左”倾情绪，推行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并通过1927年11月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使其“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胡说“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就要“同时推翻资产阶级”；鼓吹所谓“无间断的革命”，叫嚷：现在的革命“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他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走入反革命的营垒”，甚至小资产阶级也“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他提出了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等错误政策。他甚至提出了“把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极“左”口号，强令红军进行烧、杀。
    在革命形势的估量上，瞿秋白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认为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他说：“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工农民众的起义有一举“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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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因此，他反对有组织的退却，主张冒险进攻。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反对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顾固坚持“城市中心论”。他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党的责任是努力“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因此，他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在组织上瞿秋白实行惩办主义的打击政策。凡是不同意他的错误路线或对他的错误路线执行不力的同志，不问情况如何，滥施处罚，大批地打击、处分和撤职。他无理指责“八
    一”南昌起义没有占领城市和建立政权，处分了领导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他根本不懂得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战略思想，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蛮横地撤销了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开始就受到毛主席的反对和抵制。毛主席明确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毛选》第76页)有力地驳斥了瞿秋白“无间断革命”的谬论。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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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评瞿秋白的极“左”政策时指出：“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毛选》第77页)“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毛选》第69页)毛主席还指出：“左”倾分子否认革命处于低潮，是“犯着革命急性病”，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毛选》第95-96页)毛主席这一批评，正打中瞿秋白的要害。
    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曾经干扰了井冈山的斗争，它同样地受到毛主席的坚决反对和抵制。1928年3月和8月，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代表，“左”倾分子杜修经等，曾两次到井冈山，强令红军向湘南冒进，造成了红军在边界和湘南的两次失败。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率领红军重返井冈山，两次挽救了根据地的危机，重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坚决斗争和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下，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统治不到半年，就基本上结束了。但瞿秋白由于其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很难改造，后来又从极“左”跳到极右，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1935年3月，他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写了自首书《多余的话》，向敌人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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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堕落为可耻的叛徒。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反对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八七”会议虽然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清算，但是陈独秀仍然坚持其反动立场，公开兜售托洛茨基的反动观点，胡说：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妄图取消中国革命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这些取消主义谬论，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厉批判。但陈独秀顽固不化，继续进行反对党、反对红军、反对武装斗争、反对土地革命的罪恶活动。1929年11月，党中央把陈独秀清除出党。后来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妄图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陈独秀这一小撮叛徒，完全堕落为反革命小集团，当了特务、汉奸。
    为了总结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的任务，1928年7月间，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政纲，提出了建立红军和农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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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但是，这次大会也有缺点和错误。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
    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等。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对于这次大会所没有解决的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主席不仅在实践中已经解决，而且在理论上也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肆、毛主席《中国的红色政权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的发表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已为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所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而当时根据地内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悲观主义，也竭力反对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所吓倒，对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丧失信心，认为革命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因而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他们不承认也不懂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互相关系，提出“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谬论，妄想以”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取消“工农武装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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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无论在中国和外国一概都是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坚持这个普遍原则，把它运用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列宁坚持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这个原则，深刻地分析研究了欧洲以及俄国的社会历史和现状，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于这种不平衡，必然引起帝国主义战争，并造成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地方突破的可能性，因此，“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列宁正是这样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的道路。
    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红色政权究竞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8页)。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毛主席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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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前进一步。”(《毛选》第78页)为了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右倾悲观谬论，武装全党的思想，毛主席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和特点，全面地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充分论证了“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性和“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从而创立了完全科学的红色政权理论。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呢？
    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革命的敌人武装到牙齿，在城市中建立了极端野蛮的反革命军事专政，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不可能是合法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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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特征。”(《毛选》第78页)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
    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踞着中心城市，并利用城市进攻农村。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选》第598页)因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是夺取全国胜利必不可少的出发点，是“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毛主席还详尽地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占优势，中国的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这就为建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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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根据地提供了经济条件。又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割剥削政策，和各派新旧军阀相互之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就削弱了反革命的力量，给红色政权以存在和发展的可乘之机。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反革命力量只能在城市里建立强固的统治，广大农村却是反革命统治的薄弱环节，因而革命可以首先在农村取得胜利。并且“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大有回旋的余地。第二、中国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许多地区，如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都受过民主革命的影响。这就为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发展和激化。“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选》第98页)随着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选》第50页)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要紧的条件。
    具备了以上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中国的红色政权就能够长期存在和日益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直到取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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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紧密结合，就是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的完整的思想。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如果没有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进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如果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如果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不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则土地革命就不能坚持和巩固，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依靠而导致失败。
    毛主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毛选》第95页)。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就是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毛选》第95页)，“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毛选》第1316-1317页)的道路。毛主席强调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选》第50页)瞿秋白等“左”倾分子疯狂反对这个思想，只是妄想以城市为中心爆发起义，迅速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他们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因而不能不到处碰壁而跌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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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的泥坑。当时，林彪也极力反对这个思想。正因为他坚持错误观点，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鼓吹流寇主义，不断
    散布右倾悲观论调，涣散斗志，动摇军心，毛主席特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可是他对此一直怀恨在心。1969年他窜上井冈山，写了“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反动词句。极力抗拒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妄图翻历史的案。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但是，通过什么道路夺取政权，各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具体做法也就不一致。林彪在世界革命道路问题上，胡说什么：今天的世界革命“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等等，根本违背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教导，不顾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要各国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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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城市”的道路。对于林彪妄图篡改和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破坏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罪恶阴谋，必须彻底批判。毛主席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彻底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的谬论，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毛主席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继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辟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和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它给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古田会议，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反对李立三“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壹、古田会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引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围剿”，开辟新的根据地，1929年1月，毛主席率领红
    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利用蒋桂战争爆发的时机，打了许多胜仗，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给党又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即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建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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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红四军党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从秋收起，义以来，毛主席就一直致力于党和红军的建设。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主席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同时从组织上建党的方针，提出了红军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和加强政治工作等建军原则，形成一条无产阶级的建党建军路线。
    由于红军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红军的主要成分又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同时红军部分来自旧军队的官兵，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思想和旧习惯、旧作风。这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具体表现，就是反对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提出军事领导政治，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反对建设根据地和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主张流寇主义，提出“流动游击”，“走州过府”，把红军的任务只限于单纯打仗一项；反对党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和组织纪律，实行军阀主义的统治等等。
    当时，红四军中某些同志，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四军的领导。他们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带领红军冒进闽中、粤东，连遭失败，引起了广大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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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的不满和反对。在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下和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毛主席重回红四军，继续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9年11月，毛主席把部队带到闽西新泉，进行了政治整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广大干部、战士，自觉起来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毛主席还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和团结了犯错误的同志。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
    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终于，1929年12月底，在闽西上杭县古田村胜利召开了。这是一个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团结胜利的会议。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党建军。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毛主席指出：必须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毛主席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选》第88页)因此，毛主席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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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就要经常开展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特别要同作为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的个人主义作坚决斗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议概括了当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并指明了克服和纠正的方法，动员全党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以“彻底地加以肃清”。决议还强调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毛选》第88页)，以提高党员的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执行正确路线。决议还要求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进行调查研究，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坚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挖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之，“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毛选》第90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
    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同时，毛主席还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决议指出：“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毛选》第88页)，增强党的观念；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毛选》第87页)的原则，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团结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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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革命斗争中的坚强堡垒。
    关于军队建设问题，毛主席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并深刻地阐明了我军的性质、任务和建军原则。毛主席强调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选》第84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服务于党的路线、纲领、政策，服务于人民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是工农红军建设的根本方向。因此，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统帅军事，即坚持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必须在红军中建立坚强的政治工作；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选》第84页)而单纯军事观点的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毛主席还指出：“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毛选》第92页)只有肃清流寇主义，才能完成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国。毛主席强调指出：要“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毛选》第92页)除此以外，毛主席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外部关系，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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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的召开，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毛主席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系统地总结了我党成立以后在建党建军方面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不仅为红军第四军的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方向，而且也为整个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古田会议决议，清除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工具。这个决议，是我们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锐利武器，它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永放光芒的。
    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是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中心环节。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进军到那里，就在那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燃起了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在土地革命中，毛主席及时纠正了过去没收一切土地打乱重分和按劳动力强弱、生产工具多少分配土地的错误做法，并坚决反对了对于地主、富农不加区别和不注意争取中间阶级、没收
    一切工商业的“左”倾政策。使土地革命运动健康地发展。1930年，毛主席对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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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给地主
    以生活出路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正确执行，彻底摧毁了革命根据地内的封建制度，解放了广大农民，使党获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壮大了红军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各地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30年初，在赣南、闽西分别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加上红三军、红十二军成立了红一军团。这时，全国红军扩大到10个军，发展到10万人，建立了湘赣（红五军）、赣南闽西（红一军团)、湘鄂赣（红八军、红十六军）、闽浙赣（红十军）洪湖及湘鄂西（红二、六军)、鄂豫皖（红一军)、左右江（红七、
    八军)等大块根据地及其他红军游击队和小块根据地。同时，党在自区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全国革命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贰、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央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正当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党在白区的工作逐渐恢复的时候，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对革命有利的变化。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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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国内，1930年5月，反动军阀蒋、冯、阎之间的混战爆发，从而削弱了反动势力，减轻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情绪又有了新的滋长，六大后在党中央掌握了实权的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他在党的机关刊物上，连续抛出了《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等文章，散布了一系列“左”倾观点，形成了一条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1930年5月，当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刚露头的时候，毛主席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向全党敲响警钟：“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未，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主席强调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可是李立三顽固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被胜利冲昏头脑，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结果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1930年6月，在李立三的操纵下，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
    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样，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在有关革命的性质、形势和道路等重大原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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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上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相对抗。
    在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问题上，李立三否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抹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胡说“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他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提出没收民族工商业和消灭富农经济以及建立集体农庄等“左”倾政策。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李立三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污蔑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割据主义”。他们把“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政权”，当作“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而在主要城市组织暴动“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提出“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冒险主义口号。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李立三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荒谬地认为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无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样，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大干”的条件，叫嚷说：“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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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发中才能成功，叫嚷：“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全国革命起来了，推动了世界革命的高潮，共产国际就要听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恶性膨胀到了极点。
    为了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李立三还炮制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目标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他一方面命令各地红军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等大城市，另一方面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制造全国革命的高潮。为了实现这一冒险计划，李立三还采取了各种组织措施，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暴动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他又大搞“一言堂”，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反对所谓“右倾”，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扣以“右倾”的帽子，进行无情的打击。这样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
    李立三大搞冒险主义组织全国总暴动的结果，使刚刚开始蓬勃发展的革命力量又遭到严重挫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城市，暴动都失败了，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极大摧残。李立
    三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损失也很大。红三军团攻长沙，遭到严重伤亡。红二军团攻武汉，损失五分之四，还丢掉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在北上攻桂林、柳州途中，损失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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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右江根据地也丢了。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李立三“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选》第179页)
    毛主席同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0年7月，李立三
    发出攻打南昌的命令，毛主席说服了干部，改变进军方向，率领红一军团到赣西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扩充红军。当李立三命令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再度攻打长沙时，毛主席耐心说服了中央代表和红军干部，从长沙附近撤出来。毛主席指挥红军，利用军阀混战之机，一连攻克吉安等十多个中小城市，在赣江西岸深入土地革命，使红一方面军不仅避免损失，而且扩大了部队和革命根据地。1930年10月，毛主席又在江西新余的罗坊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等坚持李立三路线，主张攻打大城市的错误。
    李立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强烈反对。1930年9月，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立三路线的统治。李立三离开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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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领导地位后，长期留住苏联，1946年才回国。解放后又一再犯错误。毛主席和党中央长期地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挽救，但李立三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党和人民。
    1929年7月，刘少奇被李立三派往东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8月，刘少奇在沈阳被军阀张学良逮捕，未经刑讯，立即供认出自己身份，再次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和同志，以致满洲省委及其所属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捕被杀。这是刘少奇又一严重罪行。
    党胜利地克服了李立三路线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震撼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妄图利用孔孟之道加强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纠集大批反动军队，向我中央根据地红军发动一次又一次围攻，并叫嚷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围剿”“就是行仁”。我英勇的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从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连续粉碎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了10万兵力，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
    八个纵队，由北向南，妄图压迫消灭我军于吉安、东固地区。这时，中央红军只有四万人。毛主席分析了形势，英明地采取了“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内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将敌主力张辉瓒师诱至人民条件好，有优良阵地的龙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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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集中红军主力给予聚歼。12月30日，龙岗一役，全歼敌主力师九千余人，并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各路敌军
    闻风丧胆，狼狈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又歼灭了敌人另一个师的一半。前后只用五天，红军歼敌一个半师，缴枪一万三千余，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1931年4月，又纠集了2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对我进行包围。这时，我军只有三万多人。毛主席英明地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从5月16日至30日，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红军从东固、富田一带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十五天中，急行军七百里，从江西南部打到福建西部，
    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贼心不死，仅隔一月，即1931年7月，他又拼凑了30万兵力，亲自充当总司令，分兵三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时，红军仍只有三万多人，且在苦战后未曾休整补充。面对十倍之强敌，毛主席采取了“避敌主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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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虚弱”的战略方针，指挥红军主力，从闽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集中，待机歼敌，然后乘敌之隙，在根据地人民的掩护下，实施中间突破，从兴国向东横扫过去。五天之内，三战
    三捷，缴枪逾万。当时敌军见其一部被歼，便调动主力，转旗东向，寻找我主力决战。毛主席指挥红军又由东向西，悄悄地从各路敌军包围圈迅速穿越过去，又回到兴国集中。等到敌人发觉时，我军已休息半个多月。敌人由于到处挨打，饥疲沮丧，“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只好退兵。我军乘胜迫歼，前后三个月，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了，而我们却把闽西、赣南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鄂豫皖和贺龙等同志领导的湘鄂西等根据地，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几次围攻，取得很大胜利。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以彻底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毛选》第100-101页)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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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经过革命战争的反复实践，这些原则不断丰富和发展。到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时，毛主席关于红军作战的全部原则侧就形成了。
    毛主席根据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科学分析，指出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实行人民战争，就是把军队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充分结合起来，也就是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威力，战胜敌人。从人民战争这个根本战略思想出发，毛主席规定红军必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毛选》第214页)。这就是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毛主席还规定红军必须实行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战略的防御战，战役的进攻战；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多胜少，以十当一，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直至最后战胜敌人。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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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说的伟大发展。
    1931年11月，毛主席在江西瑞金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伟大领袖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国的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推动着革命事业胜利前进。
    三、粉碎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1931年1月前后，党内又出现了一个以罗章龙为头子的右派小集团。他们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大造反党舆论，进行另立中央、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罗章龙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大革命后期，他追随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由不敢革命、害怕革命到公开反对革命，成为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头子，最后堕落成为可耻叛徒。
    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主要错误是：
    在政治上反对党的六大路线，公开拥护托洛茨基、陈独秀的反革命主张。党的六大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下召开的。这次“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虽然有若干缺点错误，但无论如何，它“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毛选》第898页)。但是，罗章龙站在极右的立场上，污蔑六大路线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把全国革命形势看作一团漆黑，同托陈取消派唱一个调子，胡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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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高潮已经完结”，“党和中国革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苏维埃运动已经没有了任何群众基础”，“中国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胜利”。极力散布悲观论调，妄图取消中国革命。罗章龙还叫嚷：“中国现在比较好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的领导”，无耻地提出要把被党清除的托陈取消派头目陈独秀、彭述之“请回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妄图改变党的性质和路线。他们还用敌人的语言恶毒地咒骂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土匪”、“流寇”，污蔑革命根据地“没有前途”。他们主张党的任务已经不是巩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只能作细小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的经济斗争”，如此等等。完全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中国革命的丑恶面目。
    在组织上另立中央，制造“第二党”，分裂和破坏党的组织。1931年1月，罗章龙一伙公开抛出了反党纲领，疯狂地攻击中央，胡说“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于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他们污蔑三中全会比立三路线更坏，叫器要“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要求按他们安排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来“根本改造政治局”，阴谋夺取党中央领导权。这一阴谋被揭穿后，他们就公开地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罗章龙纠集同伙，蒙蔽和欺骗一些人，在上海成立以他为头子的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还成立什么“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以制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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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第二党”。他们还派人到东北、河北、山东、广东等地进行反党串连活动，阴谋从中央到地方分裂党。更为恶劣的是，罗章龙一伙为了破坏党的组织，竟不择手段，公开散发传单，把党的部分干部名单暴露给敌人，结果使一批党的干部被捕牺牲或遭监禁。
    罗章龙的右倾分裂罪恶活动，引起了广大党员的极大愤慨，纷纷起来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1月27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把罗章龙清除出党。此后，罗章龙就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教育界的忠实走狗。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伟大的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
    立
    壹、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紧接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发生的。
    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揭发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停止了执行立三路线，这是对的。但是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彻底清算，没有挖掉其根源，使党内自“八七”会议以来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和“左”倾政策继续存在和发展。这样，就给了王明一伙以可乘之机。王明1925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搞反党宗派集团，即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30年王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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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回国后，拒绝党分配的工作，大肆进行以夺取中央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他们挂着“国际路线”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到处招摇撞骗，吓唬别，人。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胡说中央“对立三路线的
    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攻击“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四中全会，以“改造领导”、“改造中央”。就是这样，王明一伙通过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并以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为政治纲领，提出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的统治。这次错误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王明上台不久，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寇的侵略，民族危机加深，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我党领导下，一个波澜壮阔的抗日反蒋运动，迅速兴起。在东北，广大人民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义勇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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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和抗议示威游行。1927年附和了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改变其政治态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障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国民党的军队中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在革命人民抗日反蒋怒潮的冲击下，1931年12月，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南京卖国政府的反动统治在动摇中。但这些有利于革命的形势都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了。
    王明如同其他“左”倾机会主义一样，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根本不懂。他们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只凭他唯心主义先验论那一套，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王明一伙根本反对毛主席关于革命性质的英明论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片面夸大了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强调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把反帝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并列起来；强调“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企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观点。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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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好比“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选》第254页)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毛选》第646页)。“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毛选》第2540页)戳穿了王明一类骗子充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吹鼓手的无耻嘴脸。
    在革命形势的分析上，王明一伙根本无视中国革命中敌强我弱的事实，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在红军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后，王明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统治已在“加速崩溃”，“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到来了。叫嚷“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于是他提出一条所谓“进攻路线”，公然要求全党准备决战。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早就指出过，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有些人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毛主席驳斥王明一伙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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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路线”严正指出：“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毛选》第1810页)
    在阶级关系和革命策略上，王明一伙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不调查不研究。他们在口头上说要联合基本农民，在实际上又错误地提出反对“农民底特殊革命性”，否认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否认“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鼓吹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并推行政治上经济上许多过左政策。他们把反革命看成铁板一块，否认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可能和必要，拒绝毛主席提出的广泛地联合要求抗日反蒋的政治力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选》第187页)的主张。特别是反对同1933年11月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蔡廷错联合。王明认为，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总之，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他们还机械地照搬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世界的对立”的公式，认为日本进攻东北，是帝国主义联合武装进攻苏联的序幕，因而离题万里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口号。结果，孤立了无产阶级，使党丧失了有利时机。而蒋介石却勾结其他反动势力，重新上台，更加疯狂地向革命力量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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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批判王明“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谬论时指出：这种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毛选》第141页)深刻地揭露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一伙仍然醉心于“城市中心论”。他们提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的错误口号，命令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开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在白区工作中，则强令少数党员和群众，经常地、无条件地举行政治罢工、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乃至城市武装起义。狂叫“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大搞冒险主义。
    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选》第507页)彻底驳斥了王明之流的机会主义谬论。
    在军事路线上，王明一伙提出一整套与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相对立的所谓“新原则”、“正规原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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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污蔑中国“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工农红军”，攻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取消红军的党委制，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大反所谓“游击主义”，要求“正规化”，照搬苏联红军的一套；他们否定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选》第190页)对王明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作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为了推行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王明一伙在组织路线上，大搞“以我为核心”的宗派主义。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派出“软差大臣”，打着“反右倾”，“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旗号，篡夺各个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对当时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等同志，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严重的是，他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相继剥夺了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在他们统治的四年中，毛主席在党中央的发言权，完全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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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春，由于白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这样，就更使王明路线进一步在根据地中贯彻。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不怕孤立，不怕撤职，敢于坚持正确路线，敢于反潮流，从王明上台时起，就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2年5月，毛主席驳斥了“左”倾分子关于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亲自率领东路军，接连攻克长汀、上杭、龙岩、漳州等广大地区，开辟了漳州地区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还经常深入群众，进行周密的系统的社会调查，抓典型，总结经验，进一步解决加强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坚持了正确路线。1933年6月，毛主席亲自领导了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十月，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深刻地批判了土地革命中“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制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这一期间，毛主席还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教育干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正确地领导了根据地建设，驳斥了王明一伙“战争时期搞经济建设就是右倾”的谬论，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1933年，由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而“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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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因此，中央红军仍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基本上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全国各地，特别是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游击战争，都先后有了发展。到1933年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先后发展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区及各地区共15块革命根据地。
    但是，在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王明一伙实行了与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完全相反的错误方针。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了顶点。他们荒谬地宣称：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第五次反‘围剿’即是红色政权与国民党政权，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因此，他们在战争初期，实行所谓“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等错误口号，冒险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阵地。受到挫折后，他们又立即灰心丧气，认为敌人的堡垒是无法打破的，因而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分兵把口，节节抵御，实行“短促突击”，和敌人拼消耗。就在1934年6月，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吹捧和支持王明的错误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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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路线，主观臆造了-一套消极防御的“短促突击”的战法，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结果，红军遭到严重损失，根据地逐渐缩小。
    毛主席坚决反对王明一伙的错误方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一个多月之后，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的协定。毛主席当即提出：应利用蒋介石抽兵去对付福建的机会，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堡垒线，进入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南京、苏州、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心腹重地，迫使蒋介石回援，红军即可乘机一举粉碎敌人的“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是扭转战局，转败为胜的英明决策。但“左”倾分子认为：福建事变不过是“反革命骗人的把戏”，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选》第220页)蒋介石摧毁了福建政府，回过头来更加紧围攻中央根据地，使我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毛主席再次果断地提出，应把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但又为“左”倾分子所拒绝。“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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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毛选》第220页)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
    贰、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除留下一部分部队，由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邓子恢等同志领导，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外，其余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yú)都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时，王明一伙又惊慌失措，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出发前不作深入的政治动员，转移时又不把握时机，主动歼敌，而是搞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逃跑，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红军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军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红军经过英勇奋战，付出很大牺牲，才冲破了敌人第四道防线，到达湘黔边界占领通道城。从长征开始到这时仅三个月，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三万人。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挡中央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调兵堵截我军去路，妄图“围歼”我军。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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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断，坚决主张放弃北上同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同志拥
    护，“左”倾分子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1934年12月，红军向贵州挺进，一举攻克黎平，继续深入贵州腹地，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草塘）等地。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摧毁了敌人的乌江防线，解放了贵州遵义。正是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红军的前途才不致被“左”倾机会主义断送。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红军创建了红军，没有根据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按照王明路线，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党员由三十万降到几万人，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王明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毛选》第171页)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王明“以我为核心”，自封“百分之百”正确，原来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要求撤换“左”倾分子的领导职务。由于毛主席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不断阐明正确的主张，对犯错误的干部，耐心地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使他们觉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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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1935年1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次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毛选》第518页)。
    会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彻底批判和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
    会议还严肃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组织路线及其恶劣的领导方法。纠正了过去的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毛选》第497页)。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这是经过多少流血牺牲，化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遵义会议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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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毛选》第496页)，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是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由于这次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党的贯彻以最重要的保证。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就一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反对张国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军
    长征的胜利
    壹、粉碎张国表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斗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于1月下旬进抵贵州、四川交界的土城一带，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准备渡江。蒋介石企图阻止我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毛主席出敌不意，率领红军挥戈东进，二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再渡赤水河，向敌人空虚的贵州北部发起进攻。
    二月下旬，我军重占桐梓，突破娄山关，再克遵义，一举歼灭敌军20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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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战役后，3月中旬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挺进。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敌军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层层设防。毛主席率领红军，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挥师东进，于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河，然后调头南下，与北追我军的敌人背道而行。三月底南渡乌江，直逼贵阳。此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丧魂落魄，急令滇军驰援“保驾”。到此时，毛主席关于调出滇军的战略部署全部实现。我军摔开了敌人，分兵两路，所向无敌，渡过北盘江，威迫昆明。蒋介石恐失昆明，又调重兵救援。我军弃昆明不攻，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接着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的迷梦，把蒋介石和川黔滇三省军阀的匪军远远甩在后面。我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开展了高度的运动战，歼敌有生力量，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部署，为战略转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正当毛主席率领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林彪却跳出来反对毛主席，污蔑毛主席指挥的运动战“会把部队拖垮”。在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地区时，林彪竟不顾聂荣臻同志的反对，伙同彭德怀，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严厉地批评了林彪，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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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翻过川康边境大雪山一一夹金山，占领了四川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到陕甘宁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但是，窃踞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张国焘，却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张国焘被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吓破了胆，认为“长征已经失败”，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因而反对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不愿意到陕北去，主张红军向川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走上了逃跑主义和取消主义道路。到不到陕北去，这是政治路线问题。毛主席主张到陕北去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在红军长征途中艰苦情况下形成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毛选》第496页)
    张国焘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早年投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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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入党后，屡犯“左”右倾错误，是一个老机会主义分子。1925年，在武汉被捕，出卖同志，是个可耻的叛徒。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1931年他从苏联回国，由于他极力吹捧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得到王明重用，窃取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先是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使革命遭受失败；随后又转为退却逃跑，命令红四方面军退出根据地，进入川陕地区。红军长征以后，1935年3月，张国焘又擅自退出川陕根据地，向四川西康边境逃跑。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才暂时停止下来。
    1935年7月，上句，红军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8月，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并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的重大意义和团结的重要性；批判了张国焘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了张国焘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反对政治委员制度、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以军队控制政权、实行个人独裁的军阀主义。会议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习气的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经过批评教育，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
    毛儿盖会议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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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直接领导下，战胜了严寒和饥饿，胜利过了草地，到达了四川巴西。但左路军进至四川阿坝地区后，张国焘自恃掌
    握四方面军军权，妄图用枪指挥党，竟打电报给党中央，反对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几次电令张国焘继续北上，指出其南下的行动是违反党的正确路线的。可是张国焘竟然违反党和红军的纪律，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妄图以“武力解决”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在右路军中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发觉张国焘的阴谋，马上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机立断，率领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连夜行军，脱离危险区域，继续北上，实现北上抗日的原定方针。
    张国焘妄图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阴谋破产后，悍然带领被他欺骗的一部分红军，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四川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指出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并作了决定，贵令他立即改正。但张国焘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并于同年十月，在绰木碉地方，非法另立“中央”，自命为“主席”，公开打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黑旗。
    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并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伪中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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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反党立场，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同时在党内公布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时，张国焘企图强制和欺骗二方面军同意他的错误路线，共同反对党中央。这一企图遭到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贺龙等同志和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抵制，未能得逞。
    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又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带来的严重损失，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认识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纷纷起来和张国焘作斗争，迫使张国焘取消他的伪“中央”，同意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但北上途中，张国焘又假借中央的名义，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的口号，命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由甘肃西渡黄河，向青海西进。结果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截击，几乎全军复灭。剩下不到一千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新疆，经党中央营救，于1937年3月回到陕北。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选》第182页)
    1937年3月31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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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清算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感召下，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很快的提高了觉悟，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划清了界限，转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后来，在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毛选》第497页)但是，张国焘继续玩弄其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接受党对他的教育和批判，实际上却在准备最后叛党。
    1938年4月，张国焘借口去祭黄帝陵，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抱。4月18日，党中央决定将张国焘开除出党。
    毛主席对张国焘事件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毛主席指出，必须增强党的观念。“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选》第512页)“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毛选》第511页)毛主席强调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指出：“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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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张国焘事件。”(《毛选》第494页)毛主席还指出：要特别注意反对两面派的行为。“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表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毛选》第498页)毛主席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干部政策时指出：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毛选》第493页)毛主席号召全党：“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毛选》第493页)
    贰、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从巴西出发，渡过包座河，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千里雪，跨过六盘山高峰，10月，到达吴旗镇与刘志丹等同志原来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11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密切配合，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敌军109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攻，给党中央在西北建立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这历史关头，林彪竟蛮横的一再坚持要脱离主力部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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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的整整1年中，纵横11个省，长驱
    二万五千里，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进行了300多次战斗，击溃了数1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自然的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大转移，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候，红军从30万人减到不足30000人。我们党的力量，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路线正确，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了。
    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极其光辉的意义。“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选》第185-188页)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选》第186页)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迅速转到抗日的最前线，进行了新的战斗。
    六、坑日民族运动的新高涨。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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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壹、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彻底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并吞全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狂妄野心，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5月，日本侵略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控制华北的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入关，以武力相威胁。6月，蒋介石派遣亲日分子何应钦与日本侵略军头子梅津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出卖给日本。11月，日本侵略者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面指派地方军阀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侵略者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一面疯狂围攻红军，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加强法西斯统治。
    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1935年8月1日，我党中央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党中央的号召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英勇的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军瞥对示威学生进行血腥镇压，爱国学生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第二天，全市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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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总罢课，并在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洪流，很快波及全国，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起来。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全国救亡运动的高涨，标志着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为了正确分析这种新形势，纠正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制定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毛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工人和农民都是要反抗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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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这个阶级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所以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毛选》第181页)目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他们生存的时候，“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选》第181页)
    在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半殖民地环境里，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的各个地主买办集团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因此“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毛选》第184页)这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选》第184页)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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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但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力气，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把党领导的红军革命战争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毛选》第141页)
    毛主席在报告中，针对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根本对立的。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毛选》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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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列宁曾经指出：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52页)。关门主义者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形而上学地认为：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他们否认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使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发生变化，否认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因而否认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他们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就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毛主席指出：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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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毛选》第141页)毛主席号召全党，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为了更广泛地争取各阶级进入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它首先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同时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毛选》第146页)将来民主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不到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条件具备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这样，就彻底批判了王明混淆两个革命的界限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还告诫全党注意防止可能掩盖着的右倾错误，特别强调了党必须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毛选》第143页)。毛主席还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必然要破坏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又十分软弱动摇，及时唤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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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牢记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新的环境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负担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毛选》第184页)
    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策略思想，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保证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
    瓦窑堡会议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展开了艰巨复杂的斗争。1936年2月，中国红军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从陕北渡黄河东征，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蒋介石竟调动十个师以上兵力，协同阎锡山对我进行阻拦，还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我党为顾全大局，争取群众，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阻拦，取得许多胜利以后，于五月回师河西，并发表回师通电。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继续加紧进攻，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党估计到代表英、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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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政府，在其主子的命令下，可能改变对日的态度，因而适时地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代替“抗日反蒋”的口号。在我党正确方针的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进一步分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受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继续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乃联合行动，逮捕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同反映，形成了极其紧张而又复杂的斗争。毛主席综观阶级斗争的全局，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赴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在人民的压力下，终于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于是，张、杨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毛主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选》第938页)这是毛主席逼蒋抗日方针的胜利。
    贰、对王明新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国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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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的批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在新形势下，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时，王明背着中央在国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竭力鼓吹建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行右倾投降主义。
    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刘少奇，这个时候，打着“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幌子，极力鼓吹右倾投降主义。叫器“在全国实行同一制度与同一政策的统一政府”，“同一制度同一组织的统一军队”，妄图把领导权和人民武装交给蒋介石。他在白区工作中，先是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来又实行“偃旗息鼓”、“插枪不干”的取消主义方针。但他却大耍两面派，把自己吹嘘成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欺骗党和人民。在组织上，刘少奇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罪恶活动。1936年8月，他伙同张闻天，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指使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刘澜涛等人，发表“反共启事”，自首叛变。此后，这些叛徒和刘少奇结成死党，形成
    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叛徒集团，危害革命事业。
    围绕着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有着严重的反映。以叛徒、托派、特务、反共分子陈伯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等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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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撮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所谓“左翼”文化人，配合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积极追随王明、刘少奇，打着“国防文学”、“国防哲学”两面黑旗，掀起一股右倾投降逆流。
    1936年夏，窃踞上海文化界领导职务的周扬等“四条汉子”，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宣称“国防文学”是“全民族性质”的文学；胡说什么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不应提出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应是“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无产阶级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这实质上是借“国防”之名，公开拍卖无产阶级利益，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的卖国文学。
    叛徒刘少奇紧密配合，化名莫文华发表文章，提出所谓“广泛的领导权”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替“国防文学"邦腔。陈伯达则抛出《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应该休战》的大毒草，吹嘘“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联合战线的口号”，叫嚷两个口号之争是“浪费力气”，应立即“休战”，为声名狼藉的“国防文学”开脱罪责。陈伯达还抛出了“国防哲学”的口号，为王明投降主义和“国防文学”提供理论根据。他荒谬地主张“各式各样的人”，“不分阶级”，“只要对方是中国人”，就要“在‘国防’这个目标上联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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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他还宣扬孔孟之道，鼓吹要由他们这伙“救世主”发动一个所谓“新启蒙运动”，妄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搞的尊孔读经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轨道。“国防哲学”完全是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投降哲学，“国防哲学”和“国防文学”一样，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面对着这股右倾投降主义逆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挺身而出，同周扬一伙作坚决斗争，响亮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只是为了“取悦于国民党”的口号，“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鲁迅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文人的迫害、围攻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选》第663页)
    毛主席对鲁迅的一生给予崇高的评价，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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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选》第658页)这也是对30年代的文艺黑线和“国防文学”的深刻批判。
    为了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党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在报告中，毛主席系统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确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针对新的国共合作将要实现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滋长的情况，毛主席强调党必须自觉地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选》第241页)毛主席再次提醒全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严肃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毛选》第248页)，在新的国共合作中，必须保持党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绝对领导，保持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迎头痛击了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逆流。毛主席号召全党，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造就大批的最好干部，加强党的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主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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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935年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1937年上半年，在国内，全国抗战即将爆发；在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际斗争和国内斗争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空前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伟大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我党大大提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将革命引向胜利，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内的一个重大任务。
    在我党领导的前两次革命战争中，由于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不善于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不能及时地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以致“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能够连续地统治了党的领导机关，使中国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为了从思想政治路线上总结两次革命战争的经验，彻底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伟大领袖毛主席于，1937年7、8月间发表了《实践论》和《实践论》两篇光辉哲学著作。
    在《实践论》中，毛主席围绕着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全面深刻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主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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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的观点。”(《毛选》第261页)人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毛选》第273页)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选》第272页)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主席的正确政治路线是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也是由于他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决定的。历次的机会主义者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否定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则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他们把幻想看作真理，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共同思想根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选》第272页)
    在《矛盾论》中，毛主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主席指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形而上学宇宙观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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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的外部而不在事物的内部；唯物辩证法宇宙观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选》第276页)毛主席以中国革命为例指出：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到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毛选》第278页)
    在《矛盾论》中，毛主席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指出：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选》第287页)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作阶级估量、形势分析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承认新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较之旧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因而，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革命招致失败。“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超越革命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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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实行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就必然要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看问题，在注意到一
    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当我们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要注意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倾向；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时，要注意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倾向。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恰恰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使革命遭受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还深刻地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选》第281页)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只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的党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革命才能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文献。从思想理论上科学地总结了我党创立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它是无产阶级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全世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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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达到政治的成熟和推动革命的新高涨时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十年艰苦斗争，党终于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克服了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毛选》第574页)在这时期中，党紧紧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毛选》第574页)特别重要的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同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从此，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文汇报报道：72-12-18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邓子辉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周恩来、江青、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等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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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参加了追悼大会。纪登奎同志主持追悼大会。叶剑英同志致悼词。
    第三章毛主席领导全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行人民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1937年-1945年)
    1937年7月，我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呢，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主席发表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并领导全党牢牢地掌握了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抗击了日伪军的残酷进攻，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战胜了1941年到1942年的严重困难，经过八年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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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爆发。《论持久战》的发表。毛主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右倾投
    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壹、芦沟桥事变。党的洛川会议。毛主席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接着蔓延到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逃脱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实现其一举占领全中国并独霸亚洲的野心，疯狂地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附近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八月十三日，又进攻上海。在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我党向全国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筑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党于七月十五日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由于我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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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以及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得不接受我党的合作抗日的主张。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被迫发表了我党于七月十
    五日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虽然被迫抗日，但它随时准备妥协，出卖民族利益。这就决定了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抗战刚刚开始，毛主席就在1937年7月23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明确地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一条是国民党限制和压迫人民群众，单纯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战，对敌人妥协投降的片面抗战路线。实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国民党的路线、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毛选》第322页)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贯穿抗日战争全过程，实质上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这是抗日战争中一切问题的关键。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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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实现全面抗战路线而斗争。
    1937年8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指出我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会议揭露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将给抗战带来严重的危害，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个艰苦的持久战，但是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能够冲破一切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会议还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利用一切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无疑的。会议决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明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会议确定把我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议并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及时地为全国人民指出了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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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的明确方向，提出了战斗的行动纲领，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局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洛川会议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遵照毛主席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放手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赴华北、华中战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指挥，下辖115师、120师、129师，共3万余人。9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战场作战，接着进一步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游击队，也于同年10月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同志为军长，约12000人，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东北杨靖宇等同志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损兵折将，丢城失地。从芦沟桥事变到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先后丢失了北平、天津、上海、太原等城市。蒋介石吹嘘要死守南京六个月，仅仅六天就丢失了。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无数城镇被毁成废墟，千百万人民惨遭杀害。在占领南京时，
    疯狂屠杀了30多万南京市民。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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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华东、华中一直退到四川，大半个中国沦于敌手。随着人民抗日力量的大发展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共投降活动也加紧起来。他们大肆污蔑共产党，对红军和抗日根据地实行限制和削弱的政策。
    这时党内有的人开始滋长着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实行无原则的迁就，主张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以及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等等。
    针对这些情况，1937年11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主席向全党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毛选》第361页)。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这种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是统一战线中的右翼营垒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这种投降主义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独立性，必将导致抗日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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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所以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毛主席告诚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选》第361页)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毛主席还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和孤立右翼集团。
    毛主席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是指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重要文献。它对于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作了深刻的总结，阐明了党的正确路线，是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批判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更加恐慌与动摇。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拼命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为其公开投降日寇制造借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但当其腐朽的军队一再溃败的时候，又大肆鼓吹“亡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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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反对我党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取得速胜。
    为了进一步澄清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在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全面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精辟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选》第415页)从这一基本的历史特点出发，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
    一，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就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第二，由于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其内外矛盾使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它所发动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中国是处在历史上进步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这个战争性质上的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和中国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第三，日本是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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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第四，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则是得道多助的。
    总之，抗日战争就是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主席指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毛选》第481页)“亡国论”者夸大敌强我弱的矛盾，而看不到其他矛盾。“速胜论”者则相反，夸大了其他几个矛盾，而看不到敌强我弱的矛盾。“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只看到全部矛盾中的一个或几个，并把它夸大为全部的或主要的矛盾。这是他们在认识论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根据以上分析，毛主席科学地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揭示的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二类：一类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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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我们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我们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
    的革命战争，是正义的，它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并使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充分发挥其抗日的自觉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是因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选》第448页)毛主席批判了“亡国论”者竭力散布的“唯武器论”，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选》第481页)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路线的思想，既有力地反对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又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精辟地阐明了八路军必须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选》第409页)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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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系统地阐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光辉思想，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部伟大著作，同毛主席其他的军事著作一样，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和哲学。
    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指引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仅八路军即与敌人战斗约1500多次，歼敌5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万6千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人。抗击着40万日军，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主力。这一时期，并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大小十几块根据地，拥有5千万人口。这一切，有力地证明，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人民战争路线和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强大威力。
    叁、毛主席领导全党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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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在党内，就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12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抛出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接着又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等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更系统化理论化了。
    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错误是：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翼、中间、右翼三个不同的集团和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王明认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什么“不朽的民族英雄”，还胡说国共两党关系是“祸福与共，相依为命”。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王明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质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王明一伙主张“统一政府”、“统一军队”、“统一群众组织”，实质上就是要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团体，统到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反动军队和反动团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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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他们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在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上面，而醉心于国民
    党统治区的合法斗争，热衷于搞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空空洞洞的工作。王明甚至还主张把党中央搬到武汉，以表示对国民党的信任。他们致力于拉拢国民党的上层，迎合国民党的要求，企图以所谓“建议”、“赞助”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在军事上，他们提出所谓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荒谬的主张，取消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他们反对毛主席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方针，提出“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他们轻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的正规军上面，幻想依靠国民党取得胜利。
    王明为了贯彻这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文章和宜言，并且在他工作的地区大搞独立王国。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发表后，王明不准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发表。王明在他把持的长江局工作中，强制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妨碍了长江流域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人民力量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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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1938年2月，刘少奇发表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一文，胡说“在战略上必须实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的战略意旨，在政策上必须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的抗日政策”。和王明唱一个调子，鼓吹阶级投降主义。
    毛主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严厉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中毛主席针对王明放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毛选》第486页)在报告中，还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毛选》第491页)毛主席还论述了如何保证实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他指出，只有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高度发挥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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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多数，善于与同盟者一道工作，并保持党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实现党对抗日民族战争的领导责任。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恩全集》第17卷第449-450页)毛主席坚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毛主席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深刻阐明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主席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毛选》第503-504页)。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选》第505页)这就是说，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要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力量。毛主席批判了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尖锐地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它的实质就是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奉送给国民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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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口号，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都事先取
    得国民党的同意，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
    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主席着重批判了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轻视人民武装和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的错误思想。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选》第509页)毛主席还进一步论证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毛选》第517页)“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
    一。”（《毛选》第518页)毛主席指示全党注意研究军事问题，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并以游击战争作为当时战争的主要形式。
    六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在会上所作的结论，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决定撤销长江局和王明的长江局书记的职务。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组织上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全党贯彻。全会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系统地制定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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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主义路线。这次会议为争取抗日战争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抗曰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
    区的大生产运动
    壹、粉碎国民党反共投降逆流。毛主席《新民主主义
    论》的发表
    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和扩大，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使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10月占领了广州和武汉之后，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从此，解放区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以后，改变它过去的政策，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这时，英美帝国主义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为了把日本的矛头引向苏联，阴谋在东方牺牲中国，和日本妥协，不断劝说国民党向日本投降。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汪精卫于1938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后来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英美派蒋介石一贯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阴谋“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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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之二”。他们坚持反共反人民，就必然对日本妥协投降，而为了对日本妥协投降，就必然加紧反共反人民。这时，蒋介石不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进行投降活动，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指使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山西西部和太行山区。针对这种形势，毛主席及时指出国民党妥协投降倾向已成为当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同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解放区军民根据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在太行山区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三个师，胜利地打退了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准备向日本投降，一方面在军事上对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力量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也对我党发动进攻。他们利用孔孟之道，大肆宣扬“一次革命论”，叫嚷“一切革命都已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共产主义应该“收起”，共产党应该“取消”，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民族资产阶级虽不满意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又惧怕人民革命，企图走“中间道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时，王明同蒋介石集团相呼应，叫嚷要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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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之道“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胡说国共两党要“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并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为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
    刘少奇在1939年抛出的黑《修养》中，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如何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学习什么孔孟之道，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宣扬的也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而在另一些黑文中，刘少奇却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叫嚷中国革命要“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完全混淆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阴谋把革命领导权出卖给蒋介石。
    为了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进一步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阐明我党对中国革命的全部见解，引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毛主席从事了巨大的理论工作。1939年5月毛主席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同年十月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同年十二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以及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用党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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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武装全党。
    1940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科学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指出：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自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发生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选》第628页)毛主席发展了列宁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看成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看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的思想，论证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在国际范围内分清了敌友，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针对资产阶级顽固派阴谋争夺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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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王明、刘少奇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毛选》第638页)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成为
    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建立了本阶级的政党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而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毛主席痛斥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叫器，指出：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无论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容许。“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选》第641页)毛主席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鼓吹“一党专政”，实际上不过是掩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专政的实质的反动叫嚣，警告他们，如继续顽固坚持这条反革命道路，那就是自寻死路。
    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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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
    一个革命过程，同时，两个革命阶段，紧密衔接，不能横插
    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主席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鼓吹的“一次革命论”的反革命本质，指出：这是故意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已包括在三民主义里，共产主义失去存在的理由，其目的，是想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毛选》第646页)毛主席还批判了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毛选》第646页)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
    毛主席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一个公式：“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选》第610页)为我党制定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是指引我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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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具体地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纲领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容许富农经济存在。文化纲领是：发展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主席还针对一切反动派宣扬的孔孟之道，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类反动文化”，“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毛选》第655页)《新民主主义论》是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是革命人民向旧思想旧文化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它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精神武装，批判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第一次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分为新旧两个历史范畴，深刻地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规律，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路线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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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
    贰、毛主席的《论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方针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被打退，但是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形势下，党的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战线，克服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要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党的政策和策略具有决定的意义。这时，党内有些同志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犯了左右摇摆的错误。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针对这些情况，毛主席在1940年3月在延安党的高级千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又发表了《论政策》一文。
    毛主席在这两篇著作中，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党在过去各个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方面的经验，批判了党内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明确地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选》第721页)毛主席运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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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进行了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把他们划分为进步、中间、顽固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根据他们的不同情沉加以区别对待，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放手发展一切革命的群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就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毛选》第721页)为了更有效地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毛主席又制定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毛选》第703页)的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即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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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针对王明、刘少奇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斗争会破坏统一战线，企图以消极的让步去求得和国民党保持团结的投降主义错误，毛主席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选》第1031页)。
    毛主席制定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具体政策，充分体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巧妙、灵活的斗争艺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纠正了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武装了全党，使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的同时，又坚决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本军队之间基本上处于一种休战状态。日本侵略者以其侵华总兵力的60%左右和几乎全部伪军压到八路军、新四军身上，对解放区进行了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解放区军民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仅在抗日战争第3年中，八路军就对敌伪军作战六千
    九百多次，歼灭敌伪军11万多人。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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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上升的阶段。
    八路军、新四军已经由抗战开始时的3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华南抗日游击队也有了发展。民兵发展到200万。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拥有约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和抗日游击区。抗日战争真正成为全国范围的人民大革命。
    在党的建设工作上，党员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从抗战初期的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提高了党员质量，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我党已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正当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时候，林彪于1940年8月在苏联发表《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的反党文章，美化国民党蒋介石，丑化我们党，把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三年来浴血抗战取得的伟大胜利，归功于国民党。这是他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的铁证。这时彭德怀也追随王明路线，他利用职权，调动我军115个团，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面出击，发动“百团大战”，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攻坚战。“百团大战”完全违背了毛主席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的方针，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适应了日本侵略者寻找我主力决战的要求，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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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同时也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奸计，因而在战役进行中，蒋介石就对彭德怀“特电嘉奖”。“百团大战”以后，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集中力量进攻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对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和军事进攻。“百团大战”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
    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惧和仇恨，于是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无理强令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阴谋在我军行动中，搞突然袭击，消灭我军。党中央和毛主席一方面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愿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开赴江北。毛主席多次电示项英认真准备渡江北移，提高警惕。当时陈毅同志立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将队伍带过长江，使革命力量在敌后得到发展壮大。但项英自抗战以来，
    一直执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力量，丧失革命的有利时机，他负责的地区新四军发展很慢。他对国民党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态度，拖延北移，而且拒不执行党中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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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不走国民党指定路线的指示。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一万多人开始北移，7日到达皖南泾县茂林村时，遭到8万多国民党反共军队的伏击。项英在事前既无准备，临阵又惊慌失措，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虽然广大指战员浴血苦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在皖南事变的突围战斗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项英本人亦为反动分子所杀。接着国民党政府竞公然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宜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皖南事变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又一个严重恶果。
    对于国民党的罪恶行径，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中央揭露和声讨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镇压抗日运动的严重罪行。毛主席代表我党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祸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作为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行动纲领和解决时局的根本办法。同时，我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
    四军军部，由陈毅同志代理军长。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等同志愤怒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共投降、分裂统一战线的暴行，唤起革命群众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作斗争。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滔天罪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的抗议运动，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由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样，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在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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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新四军主力部队在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由十万人发展到十三万五千人，驰骋大江南北，坚持抗日战争。
    叁、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献的发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
    1941年和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年代。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同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集中大部分侵华兵力和全部伪军，采取极端野蛮的手段，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反复“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企图根本摧毁解放区。蒋介石国民党这时进一步加紧了投敌、通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公开调遣几十万军队配合日伪军，包围封锁我解放区。另一方面，又大搞“曲线救国”的阴谋，派遣他的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充当伪军，与日军联合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曲线救国”名义下，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队达50多万人，国民党中有20个中央委员和67个高级将领，都先后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情况。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蒋介石的包围封锁，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在1941年和1942年处于极端因难的地位。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的情况，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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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由1940年的近50万人减少到1942年的30多万人，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人口也从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以下。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
    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战胜因难，开创新局面，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主席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加强对敌斗争；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实行精兵简政；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是从思想上和物质上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两个中心环节。
    毛主席从党创立的初期就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早在1929年，毛主席就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指出了纠正的方法，号召全党同志起来彻底肃清它。1937年，毛主席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从世界观的高度揭露“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为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为了教育全党接受“左”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彻底肃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党中央抓住了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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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个极好时机，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
    当时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
    十万党员在领导人民向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从思想上加以彻底清算。王明始终坚持他的错误路线，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继续毒害广大党员。过去机会主义路线遗留下来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还在经常作怪，危害革命。同时，我党在抗战期间吸收了大量新党员，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但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还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就使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获得了滋长的条件和活动的市场。毛主席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选》第832页)
    1941年5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即将开展的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动员。九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王明路线错误问题，并首先组织高级干部开始整风。1942年2月，毛主席作了《整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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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从此整风运动就在全党开展起来。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进一步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党内广泛存在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选》第770页)。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反对这三股歪风的斗争中，最中心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因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两者的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毛选》第758页)所以，整风运动也是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
    毛主席对当时党内流行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经验主义者不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实践，而是满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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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局部经验，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到处搬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当他们的认识超越于客观实际时，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当他们的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时，就表现为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上的路线不正确，政治上的路线就会发生错误。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就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思想根源。所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实质是思想和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反对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他们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际上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璜门面，用谣言和诡辩来迷惑人。而他们自已从来不想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革命实践中遭到破产。
    为了揭穿党内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伪装，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主席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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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实际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毛主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毛选》第775页)。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而那些只会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并应用于指导实践的人，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主席这些教导，揭穿了王明之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假面具，提高了全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毛主席强调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实行“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方针，反对理论和实际分离。这是革命学风问题，也是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选》第778页)毛主席把“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通俗地称为“有的放矢”并且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选》第773页)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应当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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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观点、方法，解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如何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王明不懂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只会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词句，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理论脱离实际，因而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毛主席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科学说明，是对王明等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判。在今天，也是我们批判林彪一类骗子篡改毛主席的学习方针，反对和破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罪行的锐利武器。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个原则，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主席向全党明确提出：“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选》第776-777页)我们有些同志在一段时期内所以不能辨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从主观原因来说，也是因为或者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或者虽然也读一点，但是不能够用毛主席无数次强调的这个根本思想原则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历史经验非常深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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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牢牢记住。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着不注重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的偏向，毛主席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指出
    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主席对宗派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机会主义分子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就要搞宗派主义，闹独立性，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毛主席深刻地揭露了宗派主义的危害性，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毛选》第779页)毛主席要求每一个党员的任何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毛主席还批判了党八股的严重危害，指出这种文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因此必须坚决肃清这种文风，而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康生同志痛斥党八股，号召全党根据整顿三风方针，彻底检查和改进各部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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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风运动中，始终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对这个方针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对以前的错误
    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选》第785-786页)毛主席把这个方针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毛主席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高度原则性，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关怀爱护和高度负责的精神。过去，在我们党内，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瞿秋白大搞惩办主义，李立三搞一言堂，王明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那一套宗派主义的方针，对党的团结和统一造成很大的危害。只有执行毛主席这个正确方针，才能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才能帮助犯了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增强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干部按照毛主席这个方针，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检查思想和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收到了巨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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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彻底揭露了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把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的叛徒王明等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画皮，剥得一千二净，把他们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王明拒绝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和挽救，顽固坚持错误，并在解放后，以养病为名，跑去苏联，充当苏修特务，成为可耻的叛徒、汉奸、卖国贼。
    党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到1943年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隨后又在，1943年到1944年领导全党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1944年4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总结了我党建立22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广大千部和党员分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无产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普遍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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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重大斗争。这次整风
    运动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毛主席以整风的形式在全党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解放区的文艺界在整风运动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文献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批判了王明之流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批判了以《文学与生活漫谈》《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为代表的反党逆流。1942年5月，党中央召集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主席作了重要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文艺界存在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选》第814页)“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选》第820页)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也是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区别。要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关键是文艺工作者必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毛主席教导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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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选》第814页)毛主席还深刻批判了周扬一伙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选》第827页)周扬一伙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其实质就是要抹杀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为王明所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蒋介石的溶共政策效劳。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中，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级革命文艺路线。这部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观的战斗纲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以后的历史岁月里，发挥了重大作用。这部光辉著作对于我们党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毛主席这篇光辉文献指引下，解放区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创作了革命京剧《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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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秧歌舞《兄妹开荒》等许多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作品，陕北翻身农民创作了著名歌曲《东方红》，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肆、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抗日根据地军民
    的反“扫荡”斗争
    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毛主席领导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毛主席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著作，是当时党领导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在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解放区广大军民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359旅在“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护党中央”的口号下，1941年开进南泥湾，实行战斗、生产、学习三结合。不到3年，使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万顷良田的陕北江南，经费物资全部自给，还上交公粮一万大担（每担
    二百五十斤)。各根据地的许多部队、机关、学校做到了生产自给或部分自给，有的甚至自给有余。群众的生产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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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的基础上也有很大发展。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培养了很多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毛主席“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
    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主席说：“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毛选》第897页)
    在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党和毛主席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和1942年，日本侵略者进一步集中其主力对我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和分割“蚕食”，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运用和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战术和斗争方法，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解放区的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联防作战”等作战形式，积极配合我正规部队作战，使敌人陷入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有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解放区全体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取得了伟大胜利。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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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和新四军共作战42000多次，打死打伤敌伪军26万多人，俘虏65000多人。这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三、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论联合政府》
    的政治报告。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壹、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论联合政府》
    的政治报告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同年2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领导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歼灭德国法西斯军队33万人。这一伟大胜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这是希特勒法西斯灭亡的决定点，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也已经注定。
    在国内，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解放区军民胜利地度过了1941年至1942年极端困难的时期。从1943年起，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进入了再上升的阶段。1944年开始，各解放区军民先后开始了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天，八路军、新四军及党领导下的其他人民军队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建立了19个解放区，遍及华北、东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人口达九千五百五十万。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主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美帝国主义加面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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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蒋反共，企图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蒋介石国民党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破坏抗战，准备内战，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194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发表了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舆论，并乘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指使特务分子假冒民众团体名义，再次发出“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的反革命叫嚣。6月，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准备“闪击延安”。我党对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样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方针。毛主席及时揭露蒋介石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周恩来同志针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反革命嚎叫，指出：“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贵的更独立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陕甘宁边区，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中国人民，就有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加强战备，准备随时给予进犯者以粉碎性的打击。由于我党的揭露和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及全国人民的声讨，使这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发展成为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击退了。但是，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但它还有一定力量，还要作垂死挣扎，美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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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蒋介石进一步勾结起来，企图消灭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险。因此，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抗战胜利的果实能否掌握在革命人民手里，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在中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盛大的代表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大会，并作了极其重要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
    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毛选》第926页)毛主席这一指示，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夺取胜利的航向。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20多年来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指导路线斗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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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在中国存在着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光明的新中国，或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的旧中国，这样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搏斗。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主席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选》第1001页)这条政治路线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争取抗战胜利并使抗战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这条政治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明确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选》第967页)。因为这个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是内战的祸胎。因此彻底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毛主席指出，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并且制定了新民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作为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纲领。实现这条政治路线的根本途径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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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就是要壮大和发展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而主要是发动农民，只有发动农民，才能使党获得最广大的同盟军，也才能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凡固和扩大解放区。同时还必须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
    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这条政治路线的关键。毛主席在报告中，十分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选》第999页)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毛主席号召全党进一步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选》第995页)毛主席阐明的党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战胜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强大武器，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创造性的发展。最后，毛主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论联合政府》这部光辉著作，是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宏伟计划。它对于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具有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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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的指导意义。它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大会还听取了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一一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已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遵循毛泽东思想办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违背毛泽东思想，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6月11日，大会胜利闭幕。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深刻地分析了世界基本矛盾，指出：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一切阻止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被克服。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彻底革命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挖掉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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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它标志着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贰、解放区军民大反攻，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鼓舞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从1945年5月至7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各个战场上纷纷出击，收复了大片国土，打通了各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8月8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的人民军队，向敌伪发动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从8月11日到10月10日，经过2个月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敌伪军23万多人，收复城市197座。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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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书。至此，历时8年的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证明：只要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斗争，弱国就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能够打败大国。这个经验，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经历了8年的艰苦抗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我党领导的军队由4万人，发展到100万人，建立了19块解放区，拥有近一亿人口。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这就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此，中国革命便进入了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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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同刘少奇伙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45年-1949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反映在党内，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一伙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还是走“议会道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时期，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文献，指引全党全国人民，战胜了刘少奇一伙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埋葬了蒋家王朝，取得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壹、毛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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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说：“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毛选》第988页)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力量有很大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震撼着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统治。战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地位，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它凭着一时的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挥舞着原子弹，扩军备战，到处侵略，梦想独霸全球，使自己陷入不可解脱的深刻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正如毛主席指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毛选》第1080页)。世界是在进步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国内，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空前壮大起来，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迫切要求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军队与解放区的存在，是中国走向民主独立的基本保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方针，要中国仍然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美帝国主义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在战后变本加厉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反对中国人民民主运动。于是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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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下，决心发动全国内战。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采取“摘桃子”政策，与美、日、伪合流，猖狂进攻我解放区。到1945年10月，直接进攻解放区的蒋匪军达八十万人，抢占已被我解放的城市31座。
    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和以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毛选》第1028页)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
    但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国外都有一些人过高地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害怕美帝国主义，害怕革命战争，不敢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44年，现代修正主义的最早代表、美共总书记白劳德就抛出了一条修正主义一投降主义路线。他“修正”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鼓吹“和平过渡"的道路，甚至竞于1944年5月解散了共产党。白劳德修正主义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股交枪的逆流。法修头子把五十万武装力量，意修头子把二十五万武装力量交到资产阶级政府里，换取了“副总理”、“部长”等一官半职，可耻地出卖了革命。在中国，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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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奸、工贼刘少奇也极力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完全迎合蒋介石妄图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老路的反革命需要。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武装夺取政权，还是为敌人气势汹汹所吓倒，走“议会道路”？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问题。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千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在讲演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和国内斗争的实质。毛主席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毛选》第1028页)毛主席历史地深刻地分析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本性，指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毛选》第1022页)过去蒋介石整整打了十年内战，抗日战争期间，又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点。抗日战争中，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因而“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毛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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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页)。毛主席唤起全党注意吸取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革命失败的教训，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都要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讲演里，毛主席揭露了蒋介石对人民一贯采取的反动方针，提出了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针。毛主席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选》第1024页)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面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事实，如果我们不去力争，就是机会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律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便交替或同时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即列宁所揭露的“刽子手式”和“收师式”的两手。因此，不论战也好，谈也好，都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的。革命人民也必须学会用革命两手，把和平斗争作为斗争的一种形式，但立足点是要进行革命战争，对于人民的敌人只有彻底消灭，它才彻底舒服。毛主席说：“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毛选》第10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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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选》第1029页)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要执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毛选》第1030页)自力更生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是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批判了“唯武器论”的错误思想，针对怕原子弹的恐美病，指出：“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毛选》第1031页)不相信人民群众而迷信武器，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坚定的指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美蒋反动派总有一天要被人民打败。
    毛主席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是在我国人民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党武装夺取政权，战胜美蒋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教导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惕，有准备地粉碎敌人的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毛主席提出的用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而又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以自力更生作为基点的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学说与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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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斗争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范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原理的新发展，是当前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贰、毛主席赴重庆谈判。解放区军民对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
    产
    日本刚投降蒋介石连发三道反动命令，疯狂抢夺胜利果实。针对蒋介石的三道反动命令，毛主席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垄断接受日本投降权利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提出了我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并命令我军迅速解除敌伪武装，收复国土，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同时，又领导全国人民为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而斗争。
    美蒋反动派迫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和他自已还没有做好内战的准备，为了争取时间，欺骗人民，于是玩弄“和谈”阴谋，于1945年8月3次电邀毛主席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对美蒋反对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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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毛选》第1057页)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是针锋相对，他们要谈，有时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去谈，也是针锋相对。八月
    二十六日，毛主席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教育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进攻的警惕和斗争。关于谈判的方针，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毛选》第1058页)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部署了击破蒋介石进犯的作战准备，同时，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面目，尽一切可能制止内战，在周恩来等同志陪同下，于八月二十八日乘飞机到重庆进行谈判。毛主席这一伟大行动，揭露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贵转嫁到我党方面来的阴谋，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重庆人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正如毛主席所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毛选》第1056页)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明友，我们不是孤立的。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选》第1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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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谈判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毛主席去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由我们提出，我党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而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在毛主席到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大量印发“剿匪手本”，同时密令阎锡山部三万五千人，进犯我上党地区。我军根据毛主席关于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消灭来犯者的指示，把他们全部消灭。由于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积极斗争，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蒋介石才被迫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签字的墨迹未干，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又密令他的军队进攻我邯郸和山东地区。我解放区军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给予坚决的回击。上党和邯郸两次战役共歼灭了敌军十一万多人，从而又一次迫使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和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谈判的结果，击破了国民党制造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十月十一日，毛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十七日，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主席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如果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为此，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减租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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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等指示，解放区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即掀起以战备为中心的练兵、生产和减租减息的热潮。从而大大加强了解放区的武装自卫力量，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中，毛主席特别注意了对全国局势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毛主席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毛主席派了十万大军和五千干部到东北去。我军让开大路，到松花江和东满、西满、北满广大农村中去，发动农民搞土改，闹翻身，剿灭土匪，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解放东北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在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客观事实面前，刘少奇却跳出来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唱对台戏。在毛主席离开延安，到重庆谈判的时候，他编造了一套“和平民主”的神话。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又作了《时局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条“和平民主新阶段”，极力美化美蒋反动派，散布和平幻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反对革命战争，鼓吹“议会道路”的投降主义路线。
    刘少奇胡说“全世界的和平建设新阶段来了，不打仗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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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和平，而且是永久的和平。”从此“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胡说：“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今后“不是靠枪杆子打冲锋，而是靠选票进城”。要党交出革命武装，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并把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与之“合作建国”。刘少奇鼓吹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它完全适应了美帝国主义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溶共、灭共，扑灭革命，维护美蒋反动统治的需要。这条路线，是美共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是陈独秀、王明路线的继续。
    毛主席坚决反对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马克思早就指出：“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8页)列宁也曾指出：“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但“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页)，“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列宁《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841页)这是阶级斗争历史所证明了的。一百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证明：没有一个共产党是用参加选举、参加议会的方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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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搞武装斗争，而热衷于议会选举，那只能麻痹群众，腐蚀自己，以至断送革命。
    1946年4月，毛主席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一文，针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深刻地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同时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毛主席坚持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率领中国人民顶住交枪逆流，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选》第1059页)号召解放区军民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美蒋反动派的阶级本性绝不会改变。当他们完成了反革命的战争准备之后，便发动了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全面内战。全面内战的枪炮声，宣告了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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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二、全面内战的爆发。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
    纸老虎。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1946年7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支持下，撕毁了一切协议，悍然调动了一百六十万兵力，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先后向华东、东北、华北等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毛主席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号召，李先念同志率领中原解放区军民英勇抗击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各解放区军民决心以革命战争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战争。
    战争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处于暂时优势。它有四百三十万军队，控制了三亿以上人口的地区、全国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接收了日本侵华军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还有美帝国主义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而人民革命力量处于暂时劣势。人民解放军有一百二十万人，并且分散在各个根据地里，武器装备差，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的人口一亿多，后方还不够巩固，没有外援，一切都依靠自力更生。因而蒋介石嚣张一时，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疯狂地声言要在
    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
    在敌我力量对比暫时悬殊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挥舞原子弹进行战争讹诈的情况下，国际上，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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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忧虑，他们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否打败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反动派，害怕美帝出兵干涉，害怕原子弹，害怕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国内，部分人民中也对战争前途怀疑忧虑。
    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主张对美蒋反动派妥协退让，以取得所谓“和平”。刘少奇在他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破产后，继续散布和平幻想，无耻吹棒美帝所谓“强大”，并渲染“战争恐怖”，妄图瓦解革命人民的斗志，把中国引向黑暗。
    在这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敢不敢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指出：“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毛选》第1141页)毛主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满怀信心地向全国人民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毛选》第1141-1142页)毛主席科学地估计了形势，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毛选》第1141页)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人心向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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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他们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毛选》第1142页)
    毛主席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进一步教育革命人民。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毛选》第1191页)“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毛选》第1190页)，“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选》第1191页)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从阶级本质和长远观点上，深刻阐明了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的这一真理，指出曾经强大一时的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东条英机，都是被革命人民一一戳穿了的纸老虎，因为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是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它们脱离人民。蒋介石代表反动的、垂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与人民为敌，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人民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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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过程中，人民的斗争或者不可避免地遭到许多困难、曲折或挫折，但人民革命必将得到胜利。毛主席指出：“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选》第1191页)从本质、从整体、从长远的观点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同世界上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重性，它们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活老虎，他们本质虚弱，但暂时有力量，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因此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讲究斗争艺术，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只要我们把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彻底批判了刘少奇之流所散布的右倾论调，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革命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泥塑巨人”、“空架子”一样，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光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理论的重要贡献，是当前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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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对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了指示，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等指示，为党制定了打败蒋介石的方针。政治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行人民战争：军事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结成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农村，各解放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千百万翻身农民坚决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为保卫革命而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方针，在最初作战的八个月中，共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七十
    一万人。蒋介石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一九四七年三月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犯我山东和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调动胡宗南等部二十三万人，进犯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这时，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只有两万多人。在十倍于我的敌人面前，毛主席号召解放区军民，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三月十九日，我军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主力部队主动撤出延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战斗。当时与毛主席在
    一起的，还有周恩来等同志。毛主席留在陕北，极大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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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毛主席制定了“磨菇”战术，紧紧依靠群众，牵着敌人鼻子在陕北地区东奔西跑四处兜圈子，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以寻机歼灭之，直接指挥着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到1948年4月，共歼敌十万多人。四月二十二日，我军收复延安，敌人最后不得不逃出边区。在西北战场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才离开陕甘宁边区，于五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
    与此同时，山东解放区也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敌人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灭了敌人非正规军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一十二万人，改变了战场的形势，完全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
    在军事失败的同时，蒋介石的政治欺骗也迅速破产。由于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蒋介石召开了伪国民大会，并制定了伪宪法。毛主席指出：“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毛选》第1191页)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蒋介石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政治上走上了绝路。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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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武装斗争，打败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选》第1120页)
    三、伟大的历史转折。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纠正刘少奇在土改、整党运动中形“左”实右的路线
    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解放区土改、整党、整军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奋战，一九四七年七月，敌人总兵力已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士气低落，又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机动兵力不多，后方非常空虚。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士气高昂，后方巩固，机动兵力大大超过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迫使蒋介石转入战略防御。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伟大的历史的转折点。
    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毛主席规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方针和基本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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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选》第1126页)遵照毛主席规定的战略计划，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6月30日在鲁西南强渡黄河，8月上旬越过陇海路，向大别山挺进，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晋冀鲁豫区由陈赓、谢富治等同志率领的太岳兵团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陈毅、粟裕等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打破敌人重点进攻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九月起在胶东地区发起攻势。西北野战军八月下旬转入反攻。晋察冀野战军九月初在平汉北段发起攻势，东北野战军也大规模发起进攻。所有这些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我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公布了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并宜布了我党我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宜言》吹响了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进军号，成为动员全国人民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檄文。
    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普遍地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以进一步发动广大农民支援战争，这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早在日本投降以后，我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及时地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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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过程中，党内曾出现了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努力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右倾错误。同时农村基
    层组织存在某种程度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为了进
    一步贯彻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纠正了土改过程中的右倾错误。从1947年冬天起，各解放区结合土改，开展了以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以解决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这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这次整党，主要是按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露各地组织内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同时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某些会议，征求他们对党组织及党员的意见，然后党组织分别加以审查和处理。经过整党，纯洁和巩固了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路线觉悟与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作风，保证了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正确执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空隙，有组织有领导地采用民主的方法，开展了大规模的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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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纯洁了部队，整顿了纪律，加强了全军的团结和战斗力。
    贰、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纠正刘少奇在土
    改、整党运动中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刘少奇在九月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借口反右，对土改和整党运动，提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刘少奇胡说什么：“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是绝对的”，并在划成份问题上，扩大打击面；他破坏工商业的政策，提出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要搞个干干净净”；他胡说：土改、整党“不靠千部，政府、党”，“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叫嚷“派出工作队，组织贫农团超越党支部，进行搬石头”，“踢开村干部”，“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他还煽动群众多杀，乱杀，叫嚷“要杀就杀千净”。在刘少奇这条形“左”实右路线影响下的一些地区的土改和整党运动，就出现了错划成份、严重破坏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及乱捕乱杀的过“左”现象。把一些劳动人民和党员干部当成了“石头”搬掉，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这条路线打击了广大劳动人民、党员干部，扰乱了党在农村的阶级阵线，孤立了贫农。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党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央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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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在报告中，毛主席首先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解放战争转入进攻后的国内形势，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选》第1140页)从此，扭转了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车轮，使它们走向覆灭的道路。而中国人民的革命车轮则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支援。
    在报告中，毛主席全面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以来各条战线上的主要斗争经验，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行动纲领。
    在军事方面：毛主席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即：“(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
    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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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
    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
    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毛选》第1143-1144页)十大军事原则，是毛主席对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完备的科学的概括，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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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方面：毛主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选》第1152页)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包括全民族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为此，毛主席又一次地教导全党：对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毛选》第1154页)
    在经济方面：毛主席明确规定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别，详细论述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毛主席在报告中，对土地改革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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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毛选》第1148页)为了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毛主席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针，这就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毛选》第1146页)针对刘少奇在土改中执行侵犯中农利益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毛主席强调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毛选》第1147页)如果损害中农的利益，破坏贫雇农同中农的团结，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改就要失败。
    毛主席还深刻地论述了整党建党对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后方的重大意义。针对当时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
    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毛选》第1149页)
    在整党的方法上，毛主席强调指出：“首先重要的，是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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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毛选》第1149页)这样才能够使党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
    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刻，为我党提出的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极大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
    党的十二月会议反对了刘少奇在土改、整党运动中的形“左”实右路线，还讨论了当时党在土改、整党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政策问题。会后，党中央重新公布了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即毛主席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根据会上的讨论，毛主席为党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后又写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情况的通报》等一系列的指示。在这些指示里，毛主席十分强调掌握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总政策和在各项工作中执行党的无产阶级政策的重要性，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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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81页)“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选》第1198页)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备，把它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并指出：“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毛选》第1211页)
    在这些指示里，针对刘少奇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毛主席为党规定了土改、整党工作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毛主席十分强调团结中农的问题，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毛选》第1164页)并规定在农会和乡区政府中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毛主席批评了破坏工商业的错误，指出：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审慎的、原则上一律保护的政策。必须“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毛选》第1180页)。针对刘少奇在土改中鼓吹多杀乱杀的错误，毛主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毛选》第1166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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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镇压少数真正罪大恶极的分子外，“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毛选》第1166页)针对刘少奇所谓“搬石头”，打击一大片千部的错误，毛主席指出：“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必须首先团结当地党的支部组织内的
    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毛选》第1223页)“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毛选》第1203页)对于群众，则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毛选》第1205页)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武装了全党，提高了全党的政策观念，从各方面清除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
    为了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为了适应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形势，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党发表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文件。毛主席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要求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个人包办。规定党内请示报告制度，规定一切重要问题由党委会讨论决定，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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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发扬党的传统作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解放区的各项工作走上无产阶级政策的正轨，纠正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土改、整党中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土改、整党运动健康向前发展，大大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解放战争的第二年里，我军又歼灭敌军一百
    五十二万余人，夺取城市一百四十六座，解放人口三千七百余万，迅速扩大了解放区。与此同时，蒋管区人民的斗争也在前进，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已完全孤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
    战略的决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
    美蒋反动派“和平”新阴谋的被粉碎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航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攻势越打越大，越战越强，到了1948年秋，全国政治和军事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我的变化。我军已壮大到二百八十万人，后方巩固。蒋匪军这时已减到三百六十万人，而且被我分割牵制在东北（沈阳）、西北（西安）、华北（北平)、华东（徐州）、中原（武汉）等地区，加之蒋管区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处于摇摇欲坠之势。情况表明：全国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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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机已成熟了。毛主席统观全局，及时地掌握了战略决战的大好时机，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亲自指挥我军发动了巨大规模的举世闻名的辽沈、准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发起的，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所进行的一次战役。毛主席把决战的矛头首先指向东北，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已有主力七十万人，地方武装三十万人，而国民党只有正规军四
    十八万余人，并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点上，蒋介石作出“撤出东北，确守华北”计划，但又举棋未定，形势对我十分有利。我军如先消灭东北的敌军，既可粉碎敌人战略收缩企图，又可使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转向关内机，动，并取得东北工业支援全国战争。可是林彪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对战争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畏敌如虎，不敢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因此，在辽沈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非常尖锐、激烈的斗争。
    在辽沈战役进行前，林彪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榆（关)、唐（山），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一九四七年十月和一九四八年二月，毛主席曾先后两次电示林彪，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但林彪胡说什么“锦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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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无仗可打”，提出将东北主力留在北线，攻打长春的错误主张。他自作主张调兵攻长春不下，又提出对长春要“久困长围”，以至将东北主力部队拖在长春外围三月之久。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进行了多次批评。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再次电令林彪“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毛选》第1230、1231页)。这时才克服林彪的干扰，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旬部署南下。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对南下北宁线作战作出英明指示：“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争取在
    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但在战役打响后，林彪怕葫芦岛、华北、沈阳等地之敌增援，不敢打锦州，更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灭歼战。他先提出打山海关，继而又提出回兵北上打长春的所谓“建议”等错误主张。毛主席多次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敌情，告诫他不要动摇决心，及时纠正了林彪的错误，坚持了正确的作战计划。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从十月十四日起，经三十一小时激战攻克锦州，歼敌十万余人。锦州解放，使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长春之敌，一部被迫起义，其余全部投降。接着又围歼由沈阳援锦州的敌军十余万人。我军乘胜前进，于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营口，至此解放了东北全境。在解放营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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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又拒不执行毛主席前后七次关于乘胜抢占营口切断敌军逃脱的去路的命令，致使敌人一个军部、一个师部、
    三个团得从营口乘船逃跑。毛主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忽视对营口的控制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辽沈战役自九月十二日开始到十一月二日结束，共歼敌四十
    七万余人。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之后取得的。这一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人总兵力下降到二百九十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即我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这一胜利，使我军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并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准备了条件，使解放战争取得了战略上巩固的和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后方，为逐步转入经济恢复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主席紧紧掌握革命战争发展的有利时机，不待辽沈战役结束，立即部署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开始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是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的地方部队共同进行的，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邱，北起临城（现名薛城），南达淮河的广阔战线上的一场巨大的战役。当时华东战场敌人，连同后来增援部队共八十多万人，采取“一一点两线，重兵密集”的部署，妄图守住中原，屏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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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关于准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我军遵照毛主席指示，采取集中兵力，中间突破方针，在运动中分批歼灭敌人。我军遵照毛主席指示，分三个阶段，历时六
    十五天，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中原地区，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准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得到完全的胜利。在这个战役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状态。
    平津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开始的，由华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共同进行的。在这次战役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斗争。
    辽沈战役之后，准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华北六十多万敌军如惊弓之鸟，慌忙收缩兵力于张家口、天津、北平、唐川一条线上，加紧策划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为了稳住平津之敌，使其无法逃窜，以便我军就地歼敌，毛主席指示准海前线留下杜聿明余部，在两周之内暂不作最后消灭，太原我军缓攻太原，华北两兵团暂时不打新保安之敌。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以最快速度提前秘密入关，并指示入关不走山海关，从热河冀东荫蔽行军。但林彪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以部队要休整、补充和冬衣等问题为借口，不立即入关。毛主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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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的错误，严令林彪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军。我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挥师入关。但在入关时，林彪指挥三个军经山海关前进，暴露军机，违抗毛主席关于入关路线的指示。入关后，林彪又多次提出打南口的错误主张。毛主席于十二月
    十一日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明确指示：对张家口、新保安等地，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地则是“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敌。同时强调说：“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毛选》第1257页)“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毛选》第1258页)由于毛主席及时制止了林彪打南口的错误主张和行动，才稳住了华北之敌。我军遵照毛主席指示，将敌军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五个据点，截断敌人南逃西窜之路，形成“瓮中捉鳖”之势，从十二月上句开始到一九
    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解放了天津、张家口、北平等重要城市，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人，基本上结束了解放华北的战争。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辽沈、准海、平津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共进行了四个月零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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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三大战役得到了各解放区人民积极支援，据不完全统计，支前的民工达五百四十万人，担架十万多副，大车三十八万多辆，牲畜一百多万头，粮食九十五亿斤，充分显示了人民力量的巨大作用。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老本输光。美蒋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美帝国主义妄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停步，如果再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蒋介石为着保持其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再一次玩弄和平阴谋，提出要求保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保存反动军队等“和平谈判”条件。这时，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跳出来，胡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了”，“不如慢一点”，妄图拖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革命半途而废。
    在这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成了全党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发表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毛主席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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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选》第12665页)号召中国人民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
    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选》第1266页)只有这样，才能把半封建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才能建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使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先决条件。毛主席指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毛选》第1266页)这就给了刘少奇的谬论以迎头痛击。
    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主席于一月五日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月十四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毛主席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分的力量和充足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提出八项谈判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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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拥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些条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公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样又一次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和谈”骗局，使我党完全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
    大江，蒋家王朝的覆灭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
    三日，我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及时地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提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夺取民主革命全国胜利问题。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主要支柱，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必须彻底消灭，才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总结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经验，提出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式”、“北平式”、绥远式”（《毛选》第1329页注（1))。为了适应夺取全国政权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毛主席指出：必须把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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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毛主席这一指示不但过去，而且现在，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毛主席在报告中，及时地提出了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主席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学说，指出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选》第1328页)。强调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继续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作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斗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党的工作重点应由乡村转到城市中去，党在城市的工作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除继续与敌人作斗争外，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实现转变的条件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毛主席指出，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才能创造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必须强化。毛主席教导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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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选》第1317页)毛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向全党提出要继续革命，要瞥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选》第1328页)毛主席教导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巩固这个胜利还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很大的气力，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选》第1328-1320页)这两个“务必"的教导，是我们反骄破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思想武器，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有着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毛主席在报告中，阐明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问题。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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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毛选》第1320页)这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中为我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客观依据。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否定和违背这个基本出发点，而推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使革命遭受损失。党内一些同志，对这个基本出发点缺乏明确的认识和解决，因而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也往往产生种种糊涂思想。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它不但规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而且为我国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英明规划，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思想。这个文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具有伟大意义，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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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三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村移驻北平，从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新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宜布“引退”后，由李宗仁代理伪总统。国民党继续玩弄“和谈”阴谋。四月一日，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后，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然而国民党丝毫没有和平的愿望，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毛选》第1340页)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挥戈南下。四月二十一日晨，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之久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
    十二年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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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
    “宜将剩勇追穷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解放区人民和蒋介石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五月解放上海，八月解放福州，十月解放广州，接着向西北、西南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经三年多的时间，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海岛以外的全部国土，埋葬了蒋家王朝。
    叁、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民主革命的伟大胜
    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列宁曾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发展，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一
    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在我党领导下，于北京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常务委员会，领导建国的筹备工作。这表明：新中国即将成立了。
    但是，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出于他们阶级本能，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要求对反动派施“仁政”，否则就是共产党“独裁”，就是不“仁慈”，反对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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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倒”，幻想英美“援助”中国，害怕“刺激”帝国主义。刘少奇和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他就跑到天津，一头栽到资本家的怀抱里，替资产阶级说话。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他对天津市委干部、职工做了一系列的讲话，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胡说什么：“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叫嚷工人阶级也是“不可靠的”，“不要-一个阶级专政”，“要代表全体人民”，总之，他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光辉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总结了中国革命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
    十八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提出，在我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要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唯一的路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
    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指出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正是为消灭阶级、政党和国家而创造条件，使人类进到大同世界。
    在这篇光辉的著作里，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中国只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党内的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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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主义者刘少奇之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
    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选》第1360页)我们只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找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选》第1369页)
    列宁曾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它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国情，只有通过它，才能在中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精辟地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关系，粉碎了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痴心梦想，及刘少奇对工人阶级的攻击。毛主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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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毛选》第1368页)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到
    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毛选》第1368页)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对资产阶级采取通过改造而最后被消灭的特殊形式，“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毛选》第1366页)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深刻地论述了我们必须实行“人民民主独裁”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重要性，痛击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毛主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毛选》第1365页)“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迫压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毛选》第1365页)在这里，毛主席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一中国共产党，光明正大地宣布了自己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一切反动派实行专政、独裁。毛主席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反动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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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我们“独裁”的谬论，指出：“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日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毛选》第1364页)“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对人民实行民主，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组成自已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1364页)“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毛选》第1367页)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谁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讲“仁慈”，“施仁政”，就是对革命的背叛。
    无产阶级对敌人的革命专政，必然引起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极端仇视。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象狂犬吠日一样，大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专制独裁”、“暴政”。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反动派越是骂得凶，就越说明我们做得对，我们越要坚持对他们的专政。林彪为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尊孔反法，大骂秦始皇，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执秦始皇之法”。他骂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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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实际上是骂无产阶级专政；他搞尊孔反法，实际上是要开历史的倒车，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提出了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方针，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中国革命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要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因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的支援，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经验证明：“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选》第1362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必须揭露它，战而胜之，取而代之。只有团结国内国际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才有可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政策的纲领性的光辉文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它保证了我们的国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建国以来的革命历史进程，充分证明，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永远是我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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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指路明灯。
    革命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一
    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选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这是继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人类历史上又一伟大的事件。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经验说明：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胜利的。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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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五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的斗争(1949年-1956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民主革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革命，它要彻底消灭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更加尖锐、激烈和复杂。从1949年至1956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和高岗、饶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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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反党联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还是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等重要报告，并领导全党批判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从而保证了我国能够顺利地实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大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毛主席领导全党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同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动纲领的斗争
    壹、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同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动纲领的斗争
    东方红，太阳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如一轮红日升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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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地指明了我们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28年的英勇奋斗，只是朝着最终目的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了全国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不停顿地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初步论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向共产党人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共产党宣言》)接着，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马、恩《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第7卷第299页)。列宁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在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使革命有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还庄严地提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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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伟大学说，早在三十年代，就明确地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毛选》第254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后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强调指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选》第646页)。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及时地提出了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选》第1282页)。矛盾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选》第1827页)而斗争。
    我们党遵循毛主席制定的这个伟大革命纲领，在夺取全国胜利以后，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当时党所面临的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国际上，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我国实行封锁，妄想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在国内，由于我们辽阔的国土是逐步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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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军队，一边打仗，一边发动群众，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解放了除台湾省以外的全部国土，建立了各级人民改权，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但是，旧中国留下的生产落后、民生调蔽、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国民党残匪和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妄图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十分尖锐。因此，党的任务就是要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反动派的破坏，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
    1950年3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并施行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逐步趋于稳定。从而国民经济开始了好转。
    1950年6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毛
    主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向全党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任务。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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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为此目的，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毛主席满怀信心地说：“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毛主席的报告，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纲领。它对于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准备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三中全会后，全党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团结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在这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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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及其同伙代表着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同国内外队级敌人相呼应。五十年代初，刘少奇抛出一个“巩固新民主主义
    秩序”的反动纲领，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狂叫“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青年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甚至叫嚷“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公开号召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胡说我们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刘少奇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反对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妄图把解放了的新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个时期，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抛出了反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胡说什么过渡时期的经济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二者“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这是伯恩斯坦的老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翻版，它完全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的对立，把社会的发展，片面地归结为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根本否定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决定作用，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对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用庸俗的进化论反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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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辩证法。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谬论，是为刘少奇阴谋发展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的。
    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尖锐地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转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这是资本主义纲领性质的错误。毛主席的严厉批判，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面目，沉重地打击了刘少奇一伙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恶阴谋。
    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国民经济的恢复
    1950年6月20五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接着，又公然用武力侵占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毛主席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10月30日，我国政府严重警告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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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可是，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政府的警告，竟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不断轰炸我国领土，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犯我国，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毛主席作出了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然而，刘少奇和林彪，被美帝国主义表面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害怕抗美援朝“会引火烧身”，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主张。林彪并拒绝到朝鲜作战，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全国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派遣了自己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经过三年的英勇奋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歼灭敌军--百零九万，包括美国军队三十九万，迫使它不得不于一九五
    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个伟大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保障了我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世界的狂妄计划，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原形，美帝国主义从自已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开始走下坡路，这就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毛主席英明决策的伟大胜利。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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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党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和平土改”的荒谬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保证运动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向前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尚待解放的台湾省之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使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消灭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政权。在土地改革中，还削弱了富农经济和孤立了富农。这一切都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党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解放初期，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清匪反霸的斗争，给当时的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以沉重的打击。由于刘少奇一伙“宽大无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又猖狂活动起来，妄图里应外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党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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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
    一批“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不杀这些人，天天讲宽大，人民是不赞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1950年12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体现了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给了广大人民群众以镇压反革命的锐利武器，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到195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伟大胜利，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党在着手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国解放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动钢领的包庇和纵容下，资产阶级利用解放初期我国经济因难的机会，疯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破坏金融，向工人阶级大举进攻。在他们的进攻被粉碎以后，他们又利用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法，散布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糜烂的生活方式，施放“糖衣炮弹”，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大搞“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破坏社会主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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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基础，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中
    一部分工作人员也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倾向，有的甚至蜕化变质。因此，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这是一场严重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52年元旦，毛主席及时地发出伟大指示，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上的祝词》。转引自《新华月报》1952年1号第5页)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深入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党又及时地在社会工商业界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革运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激烈的斗争，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在运动中，刘少奇一伙竭力进行反对和破坏，叫器“三反”、“五反”运动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两种作风”的斗争，反对“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监督”等等，妄图掩盖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把运动引入歧途。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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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以极大的愤慨向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开展了群众性的大揭发和大斗争。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九大城市的统计，受到审查的四十五万户私营工商业中，查出百分之七十六的资本家犯有不同程度的不法行为。根据党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人民政府逮捕了一批五毒俱全、拒不悔改的不法资本家，对大多数表示认罪服罪、愿意改造的给予从宽处理。这就狠狠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贯彻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也就粉碎了刘少奇无限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
    此外，党还结合上述一系列运动，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影响，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了蔑视、鄙视、仇视美帝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思想战线上的一场激烈的斗争。
    上述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使我国在三年时间内，迅速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和一九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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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七点四六，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一，农业生产也有大幅度提高，粮食、棉花产量都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动纲领的沉重打击。
    毛主席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的被粉碎
    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工农业生产虽然一般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但是生产水平仍然是很落后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全面地开展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党在过渡时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整个历史时代。列宁在论述过渡时期的特点时，又明确地指出：“这个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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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第87-88页)。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我国的革命实践，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选》第1327页)
    的伟大历史任务，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原则。1952年底，毛主席又及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引自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
    1953年6月，毛主席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重要讲话，全面地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彻底地批驳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毛主席指出：“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转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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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日报》)毛主席告诫全党：“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转引自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坚定的，又是逐步前进的。对农业，经过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给予估产定息，实行赎买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并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因此，
    一方面必须彻底批判妄图把革命停顿下来，长期保存多种经济成分，让资本主义在我国无限制发展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必须教育有些害急性病的人，觉得这种办法不过瘾，过渡时间太长了，最好一个早上就能解决问题的“左”倾错误。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布后，全国人民热烈的拥护，立即掀起学习和宜传的热潮。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1953年开始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投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连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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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理论”根据“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反动谬论被彻底粉碎了。
    贰、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的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更大仇恨，阶级斗争进一步深刻化和复杂化。这时，美帝国主义利用它所霸占的我国领土台湾省和其他军事基地加紧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和准备侵略战争。斯大林逝世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开始泛滥。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分子，也加紧了他们的复辟活动。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们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就是当时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高岗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长期在党内组织宗派，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建国后，他在东北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饶漱石是个大叛徒、大野心家。1931年被捕后叛变自首。1943年起多次为夺取权力而在党内玩弄可耻的欺骗手段。建国后，在华东工作期间，他竭力推行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路线，并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政策，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1953年，高岗、饶漱石被调到中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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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后，由于他们臭味相投，便结成反党联盟。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派手法，猖狂向党进攻。
    高、饶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高岗在他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公然提出要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和国家总理。高岗吹嘘自己时，歪曲党的历史，胡说“陕北的党救了中央”。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粉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从而挽救了陕北根据地，也挽救了高岗本人。高岗颠倒历史，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面目。而饶漱石则利用他窃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与高岗密切配合，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高、饶反党联盟为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在理论上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上出党”的反动的“军党论”。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党的历史证明，人民军队是党创造的，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正确路线，就不可能有一支人民军队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就是要以枪指挥党，妄图以此来煽动一部分军队干部反党，以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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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的另一个反革命理论，就是把党分成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这种“理论”更加荒谬。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整体，所有的党组织都是以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的。高岗散布这种谬论，就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妄图分裂我们党。高岗制造“军党论”、“两党论”，都是为了把自已打扮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因而应当由他来掌握党和国家的主要权力，党中央和政府都应当按照他的计划改组。
    高、饶反党联盟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方法，就是在党内玩弄阴谋诡计，进行秘密活动，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组织宗派集团。他们在党的组织和会议上什么真话也不说，而且在公开场合还口口声声拥护中央，但是在背地里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封官许愿，收买党羽，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进行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这完全是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用的那一类的罪恶活动。
    高、饶反党联盟阴谋夺毛主席的权的反革命活动，在1953年6月至8月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期间达到了顶点，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危害着党的事业。因此，同高岗、饶漱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这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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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道路，还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道路上去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识破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阴谋，领导全党对这个反党联盟进行坚决的斗争。
    1954年2月，党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毛主席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活动，向反党分子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决议针对高、饶反党联盟破坏党的团结的罪恶活动，首先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形成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决议特别指出：由于国内外阶级敌人正在利用
    一切机会来破坏党的团结，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
    人；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由于一部分同志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滋长着一种骄傲情绪，因此，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
    决议还指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同背离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倾向，展开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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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的斗争。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指示，对于党员的缺点和错误，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对那种有意破坏党的团结，与党对抗，坚持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厉的制裁，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对于那种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则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且积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及其所通过的决议，对于揭露和批判高、饶反党联盟，对于保卫党的团结统一，对于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胜利地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叁、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彻底清算高、饶反党联盟的
    罪行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全党深入学习全会文件，进一步开展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在斗争中，党虽然给高岗、饶漱石及其宗派集团的参加者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高岗、饶漱石不但不思悔改，反而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大耍两面派作风，继续向党进攻，高岗并以自杀表示他对党的最后背叛。
    为了进一步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彻底粉碎高、饶反党联盟，1955年3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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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
    争的一种尖锐表现。毛主席总结了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谆谆教导全党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彻底地清算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决定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并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决议还指出：全党同志必须从这次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清楚地认识巩固党的团结，及时地揭露和粉碎阶级异已分子腐蚀党和分裂党的活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坚决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断地为巩固党的团结统一而斗争。
    彭德怀和林彪都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活动，彭德怀是这个反党联盟的实际领袖，林彪是这个反党联盟的幕后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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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者。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觉察他们参与这个反党联盟的若千反党事实，给了他们严厉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改，并没有加以深究。由于他们玩弄了反革命两面派
    的手法，这一伙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头目就蒙混过了关，继续进行他们的反党活动。
    我们党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内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发展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及其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提高了全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水平，加强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信心百倍地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彻底实现而奋勇前进。
    为了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艰巨任务，1954年9月15日至28日，毛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庄严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这次大会选举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同志为副主席。根据毛主席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同志任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具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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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历史意义。正如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所说：“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猖狂进攻。肃反斗争的胜利
    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重要时刻，为了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党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从1951年10月至1953年2月，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是党的思想建设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36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37页)《毛泽东选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结晶，它揭示了中国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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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的客观规律，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我党和我国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夺取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巩固和发展党的事业，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选集》出版后，全国立即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遵循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方针，认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党中央号召要认真学习马、列的重要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马、列著作结合起来，使自已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的战士。《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更多的革命人民所掌握，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伍、对电影《武训传》和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选》第655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必然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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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一再教导全党必须学会和抓好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全国解放以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1950年，《清宫秘史>在全国刚放映时，毛主席就严厉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这部影片歪曲历史，赞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宜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但是，刘少奇一伙把它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竭力阻挠对这部反动影片的批判，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给予彻底的清算。
    1951年，正当伟大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时候，刘少奇一伙掀起了一股尊孔的黑风，他们亲自到山东曲阜去所谓“朝圣”，赞叹孔子是“圣人”、是“教育家”，鼓吹“读孔子的书”。刘少奇特别指使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之流，把伪中央电影制片厂没有来得及拍完的反动电影《武训传》继续拍完。这是一部宣扬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歌颂封建地主及其走狗，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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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动影片。刘少奇一伙抛出这株大毒草，并无耻地吹捧为“最好的国产片之一”，还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学习所谓“武训精神”。刘少奇的阴谋，就是妄图从古人中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服务。这是资产阶
    级向无产阶级的一次严重的挑战。
    毛主席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里这股反革命复辟妖风，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5月20日，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这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击资产阶级的进军号。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在《武训传》的作者和歌颂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对刘少奇一伙严厉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竞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毛泽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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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毛主席又亲自发起并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经过大量的深入调查，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文章，以铁的历史事实指出：武训是一个以所谓“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为这场大批判作了最好的结论。这场斗争的胜利，大破了反动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扩大和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直接推动了当时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为社会主义改造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54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发展，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学者”，长期以来利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大肆宜扬资产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著名作品，它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用典型的艺术形象揭露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及它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必然趋势。但是，《红楼梦研究》的作者，撇开《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积极意义，而大肆散布胡适派那一套唯心主义谬论。这时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首先起来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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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唯心论进行尖锐的批判。毛主席发现后非常重视，并指示有关部门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以期引起争论，开展批判。但是，刘少奇、周扬之流利用他们所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抗拒刊登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支持胡适派“学者”。他们借口“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压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这是一次资产阶级在文艺界专无产阶级的政的严重事件。
    1954年10月，毛主席在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
    一伙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的严重罪行，指出：毛主席还指“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出：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还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的大批判，而且系统地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文人胡适所贩卖的极端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各个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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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的胜利，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猖狂进攻，使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得到了传播，进一
    步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锻炼培养了学术界的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促进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教育战线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成就，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肃反斗争的胜利正当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时候，暗藏在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破门而出”，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反革命分子胡风之流，长期以来，伪装革命，披着“进步作家”的外衣，打进革命队伍内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1954年，他们乘我们党批判周扬一伙所控制的《文艺报》的时机，抛出了一个所谓《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它的基本点是：反对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作家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反对作家改造世界观，反对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反对作家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其恶毒目的，就是妄图从文艺阵地上“打开缺口”，再向“全面扩展”，从而破坏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推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反革命黑纲领，刘少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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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一伙却为它叫好，并吹捧胡风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同党站在一起的”。这就充分表明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为了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发出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战斗号令。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
    毛主席深刻地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本质，指出：过去说他们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引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毛主席特别深刻地分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特点，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引自《关于胡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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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在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被揭露后，不能不被迫从进攻转入退却时，他们“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引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胡风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千方百计地打进革命队伍以至共产党内部。由于他们是搞阴谋的，是不敢公开见人的，所以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纠集狐群狗党，进行秘密的宗派活动。胡风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也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向革命进攻的一个特点。
    毛主席及时提醒全党，“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引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主席还谆谆教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引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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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个群众性的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通过揭发批判，使这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迅速地被粉碎了。
    1955年下半年，继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在肃反斗争中，党采取了严肃与谨慎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转引自195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的指示，严格划清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的界限，从而使肃反斗争健康地发展。同时，党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的政策，分别对待了不同情况和不同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促使反革命内部的分化瓦解，稳、准、狠地打击了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
    在肃反斗争中，党把公安机关的专门工作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坚持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既动员广大群众检举揭发，又组织专案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从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了革命队伍。在社会上，把肃反与镇反结合起来，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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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社会上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一个沉重的打击。
    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斗争的胜利，清除了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沉重地打击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基础，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辨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进行。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刘少奇破坏社会主
    义改造阴谋的破产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了
    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前进的时候，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围绕着总路线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正处》)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还是引向资本主义，这不仅是关系着农业这条重要战线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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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革命的成败，而且关系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败，关系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恩格斯早就论述过：“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恩《法德农民问题》《马恩全集》第22卷第580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进一步明确提出：用“合作制”的办法，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个体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的唯一道路。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思想，早在1943年，毛主席就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指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毛选》第886页)。1949年3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明确地为农业集体化规定了唯一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并且英明地指出，走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毛选》第1323页)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主席又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选》第1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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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我们党根据毛主席的不断革命思想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积性，趁热打
    铁，及时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把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但是，刘少奇一伙代表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利益，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狂热鼓吹“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土地买卖租赁自由、放债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大肆叫嚷“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好”，甚至叫嚷“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们还抛出“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反动谬论。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扼杀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积性，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让资本主义长期地占领我国农村，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1951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正在兴起，刘少奇竟然背着毛主席，在一个报告的批语中胡说：“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赤裸裸地露暴了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狰狞面目。
    毛主席看到这个批语以后，以极大的愤慨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951年12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党中央第一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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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胜利地引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1953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由1951年的三百多个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面对这种大好形势，刘少奇及其同伙，吓慌了手脚，他们竞然盗用中央名义，指责农民群众运动是“急躁冒进”、“贪多求大”，以“反冒进”为名，强迫已入社的农民“退社转组”。一批刚办起来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被解散了。针对刘少奇一伙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同年11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扼杀合作化运动的罪行。毛主席严肃地指出：强迫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管那一天都是错误的，“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转引自195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随后，党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胜利地引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到1954年，全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到十万个。
    1955年6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遍及全国。全国共建立起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5%。刘少奇一伙不顾中央提出的“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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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的瞥告，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机，再一次策划了“反冒进”的罪恶活动。他们污蔑合作化的高潮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狂叫“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他们以“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千部的经验水平”为借口，合谋制订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大砍合作社。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全国砍掉20万个合作社。
    正当合作化运动面临着被刘少奇一伙扼杀的严重时刻，毛主席回到北京。七月，亲自主持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接着又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序言和按语。毛主席在这些伟大文献中，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地粉碎了刘少奇一伙的猖狂进攻。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论证了高速度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毛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说：全国即将到来的“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并指出：“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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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1204页)河北省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革命精神，代表了“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王国藩合作社以“穷棒子”精神艰苦创业，代表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针对刘少奇一伙妄图扼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罪行和所散布的谬论，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们看不到“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主席谆谆告诚全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在报告中，毛主席制定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精辟地分析了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农村必须依靠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阶级路线。毛主席指出：我们应当相信“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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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种状况的农民，约占农村人口60%到70%，他们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首先让他们组织起来，从他们中间选择领导骨干，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中农，对于社会主义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他们必须进行教育，同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斗争，团结他们，争取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团结中农的政策。
    在报告中，毛主席还深刻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因为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而且可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实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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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先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力，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工业原料，积累更多的资金，扩大国内的市场，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彻底地批判了刘少奇“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解决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
    毛主席在报告中，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农联盟的新的基础。针对刘少奇所谓合作化运动“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的谬论，毛主席明确地指出：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而且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
    一天地发展。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就会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正是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所在。这个问题，只能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才能获得解决。因此，不是要在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恰恰相反，而是要“赶快上马”，工农联盟才有新的基础，工农联盟才能获得巩固。“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最后，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方针就是“全面规划，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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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领导”（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要求各级党委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毛主席还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124页)的著名原理，指出：“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21页)针对刘少奇之流妄图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毛主席气势磅礴地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48页)
    毛主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报告等光辉文献，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地批判了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系统地阐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论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高速度实现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纲领，鼓舞了我国广大贫下中农实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指导了我国农业合作化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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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个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30页)从1955年下半年起到1956年底，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带动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6月，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手工业已经组织起来，基本上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刘少奇破坏社会主义改造阴谋的破产。党的八大的召开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进的步伐。
    全国解放以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地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对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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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可以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制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可以采取没收资本家财产的办法或者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到过“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恩全集》第4卷第367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达到社会主义的计划，当时列宁曾经设想：“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末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很容易，就会很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的和社会化的东西”（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9页)。列宁这一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苏联没有得到实现。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原理，解决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这就是说，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党把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制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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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每前进一步，都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来实现的。在这场斗争中，刘少奇一伙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顽固地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公然叫嚷“七年内不要限制”，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要“平衡发展”，大肆散布“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反动谬论，疯狂地破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毛主席领导下，党坚持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击退了资产阶级的反抗，粉碎了刘少奇妄图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阴谋。到1955年底，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保证。解放以来，无产阶级已经给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以多次的打击，迫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使民族资本，不得不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这就使民族资本家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工人阶级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英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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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使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这样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逼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改造。1956年1月，首都北京首先全部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中小城市，也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先后实行了全部公私合营。这样，就把全国七万户私营工业企业，二百万户私营商业企业，都变成了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实现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大变动中，工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发展。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28.2%，农业总产值也比上一年增长了
    4.9%。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同时也宣告了刘少奇一伙反对社会主义改造阴谋的破产。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1956年9月，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斗争。毛主席在开幕词中着重指出：“从七次大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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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
    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必须善于学
    习。”“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大会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当时窃踞党内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及其同伙，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相呼应，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修改党章中，刘少奇竟然把七大党章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砍掉了。刘少奇、陈伯达还背着毛主席，在八大文件中塞进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黑货，胡说什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毛主席当即指出，八大文件中刘少奇一伙塞进的这些话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给了刘少奇一伙以沉重的打击。
    我们党在短短的七年时间内取得的伟大胜利，有力地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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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阵地，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此，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六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1956年-1962年)
    从1956年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这段时期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彭德怀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斗争的焦点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是不是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及时指出要继续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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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了全党，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击退了帝、修、反的反共反华逆流，批判了刘少奇、彭德怀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奋勇前进。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政治思想战线上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壹、国际修正主义的猖狂，帝国主义反共逆
    流被击退
    1956年，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发生了赫鲁晓夫一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斯大林逝世以后，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利用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精神准备，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恶毒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其阴险目的，在于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篡夺苏联党政大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会上，赫鲁晓夫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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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口当代的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一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恶毒诽谤斯大林，引起了严重的恶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1956年10月，帝国主义者和匈牙利国内反动派相互勾结，策动了反革命叛乱事件，大肆屠杀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一批叛徒跟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一些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走上了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早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开始暴露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
    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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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转引自《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6页)毛主席的英明论述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嘴脸。
    面对国际修正主义的猖狂，毛主席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领导全党，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为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多次阐明了我党对斯大林问题的严正立场，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转引自《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8页)。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批判了赫鲁晓夫混淆敌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思想混乱的错误，给帝、修、反以沉重的回击。对匈牙利事件，我党坚决反对苏修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企图抛弃当时还是社会主义的匈牙利的投降主义政策，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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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迎头痛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文章肯定了
    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判了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反动谬论，提出了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任务，吹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号角。1957年11月，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同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阐明了我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从此，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以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开展起来了。
    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毛主席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
    我们党
    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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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从来没有系统地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全集》第19卷第31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他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列宁还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6页)
    中国革命的实际表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他们对剥削制度还恋恋不舍，他们中间的右派正窥伺时机，蠢蠢欲动，要与无产阶级较量，妄想在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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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一个匈牙利事件。在农村中，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也在继续捣乱，富裕中农虽然大多数加入了合作社，但他们思想上是动摇的，少数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分子还带头闹事退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但是，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否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八大以后，仍继续贩卖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等等。这些反动谬论的实质，就是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粉碎了刘少奇一伙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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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36页)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34页)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37页)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巩固的过程，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那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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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得到解决。
    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我党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
    后，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揭示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66-167页)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的问题。指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武装了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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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深刻论述了进行彻底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提出了必须注意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72-173页)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批判修正主义。毛主席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67页)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彻底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总题目就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16页)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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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对抗。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毛主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17页)
    为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提出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判断各种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政治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73-174页)这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锐利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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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用的是专政的方法。毛主席批驳了刘少奇宣扬的“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的谬论，再次阐明了政权问题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强调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用的是民主的方法。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着重指出，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26页)把这种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28页)
    毛主席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伟大学说，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础。因为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千部，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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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才能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
    毛主席的这部光辉文献，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提出了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毛主席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为我党制定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
    1957年3月，毛主席又发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文化战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再次着重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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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战略任务。在这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新部队造成之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突出地、全面地论述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问题，它是我党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纲领。
    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指出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处于中间状态的，是大多数，其中有些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国家抱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这说明了我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也说明了“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57页)，多数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因此，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是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
    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中去，要为工农群众服务，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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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199页)。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06页)毛主席的教导，为广大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叁、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粉碎资产
    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党在一九
    五七年，胜利地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我国在经济战线上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紧接着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1957年5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目的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一小撮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右派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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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内的代理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同国际上帝、修、反互相呼应，妄图利用我党整风时机，从政治上反攻倒算，
    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转引自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右派大肆向党进攻之前，刘少奇带头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那是不好的。”他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打着“放手批评”的旗号，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5、6月间短短20几天内，连续三次对新闻界下达黑指示，叫嚷要“开放”新华社，“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明目张胆地号召“闹事”。这一切表明，刘少奇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总后台。
    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他们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夺取最高权力。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起了骨干作用，其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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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最为嚣张。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他们所把持的旧《文汇报》、旧《光明日报》，大造反革命舆论，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妄图造成天下大乱，取而代之。他们竭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所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反对党的基本政策，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们叫嚣要成立“政治设计院”，要“轮流执政”，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对各个部门的领导。他们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要求资产阶级的学术、新闻、出版、文艺的“独立”和“自由”，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一时，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6月6日，章伯钧竟在北京召开了“六教授会”，狂妄认为中国已经处在“匈牙利事件”的前夕，准备出来“收拾残局”，由他们粉墨登台，夺取国家政权。
    党和毛主席早就看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教育人民，动员群众，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党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对他们的进攻暂不予回击。因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右派反动面目充分暴露，人民迫切要求动手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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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这些丑类的时候，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转引自《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给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进军号。从此，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广大工人，首先奋起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接着全国的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也积极投入了战斗，资产阶级右派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辩论的问题，主要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在这场大辩论中，广大工农兵群众以自己的切身体会，驳斥了右派的无耻澜言。他们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社会主义好得很”。资产阶级右派要“共产党下台”，“恢复旧中国”，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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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铁打江山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当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时，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全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七月一日，毛主席又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重要社论，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右派的头目一一章罗联盟。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
    一日《人民日报》)毛主席还阐明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制定了党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方针和政策。这篇光辉文献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战斗纲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了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整风的方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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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转引自1967年11月18日《解放军报》)至1958年6、7月间，全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这场大搏斗，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我，分清了是非，孤立了资产阶级右派，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加强了党的领导，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它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高潮即将到来。
    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奋勇前进。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壹、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
    利
    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为我国大规模地、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如何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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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面貌，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在1956年4月，毛主席就深刻地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制定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派大好的跃进形势。到1957年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195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952年的167.7%。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粮食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亿斤，比1952年增长20%。全国到处是蓬勃兴旺的景象。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文章中，热情地歌颂了我国人民的大跃进。毛主席指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毛主席又指出，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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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奋勇前进。
    1958年5月，毛主席集中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智慧，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亲自主持制定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少慢差费”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人民群众。这条总路线，坚持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确定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条总路线是一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它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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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是照耀我们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灯塔。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以“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进行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1958年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建设事业也迅速发展。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毛主席就立即给予热情的支持。1958年8月，毛主席在河南、山东视察工作的时候，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并在八月下旬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我国五亿农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从1958年夏季开始，到1958年底，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广大农民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99%以上。这个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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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得伟大胜利，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一伙改变了手法。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他们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鼓吹农村“一九六三年开始”，
    就可以作到“各取所需”，实现“共产主义”。他们到处放毒，
    胡说什么人民公社可以实行“一县一社”、“统一分配”、“完全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等等，破坏革命群众运动，阴谋搞垮人民公社。
    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方向。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地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质，指出：“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它不仅是“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决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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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转引自195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决议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刮“共产风”、破坏人民公社的反动谬论，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人民公社发展的经验，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对于人民公社发展中的各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和深刻的说明，就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从而为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贰、庐山会议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彭德怀篡党夺权
    阴谋的彻底破产
    1959年7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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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会上，彭德怀跳了出来，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伙组成反党集团，搞所谓“军事俱乐部”，又从右的方面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叫嚣，向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带着“入股”思想，于1928年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在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他又同高岗、饶漱石结成了反党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实际领袖。在高、饶反党联盟被粉碎后，彭德怀不但没有悔改，反而玩弄一套伪装朴素、伪装爽直的手段，继续发展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在军事上，推行一套修正主义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在组织上，收集高、饶反党集团的残余和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阴谋向党进攻。因而，彭德怀反党集团，实际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
    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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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阶级敌人。在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彭德怀里通外国，于1959年春夏期间，利用他率领军事代表团出国的机会，与赫鲁晓夫密谈勾结，互相配合，进行反对我们党的活动。早在庐山会议以前，彭德怀就以“调查”为名，先后跑了十二个省，到处搜集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炮制了
    一个所谓《意见书》，作为他们的反党纲领。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的革命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猖狂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比例失调”，污蔑革命群众运动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把攻击的矛头疯狂地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认为庐山会议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就把《意见书》抛了出来，公开向党下战书。彭德怀在谈话中还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真是气势汹汹，穷凶极恶，大放“连珠炮”，把整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彭德怀还以“海瑞”自居，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英雄”，煽动党内有右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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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子、对党不满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猖狂进攻。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
    就是妄图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把我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地识破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罪恶阴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企图招兵买马分裂党。这不是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他乘着我们党处在内外夹攻的困难时候向党进攻，企图篡党。我们同彭德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严肃地批判和痛斥了他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污蔑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会议期间，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批语中，向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尖锐地指出：“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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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4期)毛主席的批判，给予彭德怀反党集团以迎头痛击，彻底揭露了他们反党，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紧接着庐山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八月，党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种种罪恶活动。毛主席作了多次讲话，写了多次批示，指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错误性质，严厉地批判了彭德怀一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全会彻底揭露了彭德怀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决定罢彭德怀一伙反党分子的官，宣告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彻底破产。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包庇下进行的。当彭德怀赤膊上阵向党猖狂进攻时，刘少奇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刘少奇的这个阴谋同样也遭到了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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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后，周恩来同志发表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文章一一《伟大的十年》，详细阐述了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十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列举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恶毒污蔑和攻击。康生同志也写了《共产党员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一文，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深刻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极其深刻地总结了我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8期)庐山会议以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预见。
    庐山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粉碎了彭德怀一伙反对党的总路线、妄图篡党篡军篡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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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击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和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的斗争
    壹、坚决反击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为战胜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斗争
    庐山会议以后，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到1959年底，我国工业生产提前三年超额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农村人民公社经过整社，迅速地走上了健全和巩固的道路，并在和当年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由于我国遭到了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由于苏修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背信弃义，乘机破坏，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国际上，帝、修、反互相勾结，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华大合唱，加紧对我国进行封锁、包围和颠覆。印度反动派在美帝、苏修的公开支持下，乘机侵占我国边疆，发动反华战争。国内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乘机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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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蠢欲动，阴谋窜扰大陆。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在国民经济遇到暂时的困难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地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充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和自然灾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集了毛主席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著作，是中国人民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时期的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出版，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克服暂时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为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并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修、反的革命斗争。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高举革命大旗，领导全国人民同帝、修、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0年4月，我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揭露和批判了苏共领导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1961年1月，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痛斥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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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行为。1962年，我东南沿海地区军民，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策动的蒋匪帮多次妄想登陆进
    犯的阴谋。同年10月，我西南边境边防部队打退了印度反动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取得了自卫反击的重大胜利。事实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是从来不怕困难的。一小撮帝、修、反分子的反华，无损于中国人民的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他们只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在全世界广大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
    为了战胜由于苏修的破坏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毛主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1960年3月，毛主席又制定了以“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转引自197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为内容的《鞍钢宪法》。这是毛主席彻底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企业路线，总结出来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方针。1961年，毛主席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强调指出人民公社现阶段是三级所有（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促进了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人民坚决贯彻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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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战胜了暂时困难，使工农业生产逐步上升。毛主席亲自培育了工农业战线上的两面红旗一一大庆油田和大寨大队。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王进喜同志，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带领大庆工人和大寨的贫下中农，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榜样。
    贰、反击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逆流的斗争
    正当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为战胜暂时困难而英勇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一伙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这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又一次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的进攻。
    在刘少奇一伙的鼓励下，1961年初，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破门而出，抛出大毒草《海瑞罢官》，公然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紧接着，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鼓噪而起，极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用小说、电影、戏剧、历史等作为反党工具，抛出了诸如《燕山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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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村札记》、《燎原》、《怒潮》等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隐藏在哲学界的叛徒杨献珍，也在刘少奇支持下，先后两次抛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反对精神变物质，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刘少奇这时也急不可待地亲自出马，伙同国内外的牛鬼蛇神，更加露骨地大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他极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胡说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而且已经开始战胜了困难。他公开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胡说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公然为彭德怀翻案。在刘少奇的策动下，彭德怀又抛出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再一次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同刘少奇一唱一和。
    在国际斗争中，刘少奇提出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他的这条“三和一少”路线，实质上就是投降帝、修、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烈火的“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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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主义路线。
    这个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
    这一切表明，刘少奇一伙已经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了，而是打着白旗反红旗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针对刘少奇一伙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转引自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分裂党的罪恶行径，深刻地阐明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义。毛主席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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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转引自1969年1月1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又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转引自196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讲话，给全党敲起了警钟，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但是，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一伙不听毛主席的警告，仍然猖狂地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1962年8月，刘少奇又把他那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修养》抛了出来，再次宣扬孔孟之道，妄图使我们党蜕化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成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在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不久又召开了一次疯狂吹捧孔子的黑会，竭力煽起尊孔的黑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猖狂，并不表示他们有力量，而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使他们惊慌失措。敌人总是要跳出来，顽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去夺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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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以来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无比正确。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一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必须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第七章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叛徒
    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1962至…)
    自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起，到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时期我们党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搏斗。斗争的焦点：是坚持还是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决定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表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炮打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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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系列重要指示、讲话，率领全党全国人民经过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粉碎了刘少奇叛提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而保卫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
    线，向资产阶级发动新进攻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变阶段的基本路线
    为了进一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全党，全面反击国内外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1962年9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篇党复辟和刘少奇一伙搞修正主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更加完整地提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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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薛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辞。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总政策。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基本路线的精神，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党要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无产险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醇，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它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路明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都是从属于这条基本路线，并为它服务的。我们任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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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都要牢记和坚持这条基本路线。
    在全会上，毛主席痛斥了刘少奇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谬论和罪行，尖悦指出：这种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针对刘少奇一伙大抓意识形态，为复群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奥论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转引自1966年8月9目《人民日报》)再一次教导全党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全会高度赞扬了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坚定她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的革命精神，指出，一切斗争考验证明，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国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全会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批判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时地然住刘少奇一伙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保卫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保卫了毛主您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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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从而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贰、毛主席发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论文。向资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社会主又教育运动。反对刘少奇形
    “左”实右路线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
    1963年5月，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著名论文，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毛主席一开始便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35、227页)。毛主席精辟地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35、227页)。在这里，毛主席进一步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来源、认识与实践的瓣证关系，彻底划清了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界限，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在黑《修养》中所宣扬的认识同实践相脱离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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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质，为我们掌握客观规律，认识真理，指明了道路。
    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的发表，有力地帮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是批判唯心主义的“天才论”的锐利思想武器。
    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著名论文，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1964年，叛徒杨献珍为了给划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哲学根据，抛出了“合二而一”的谬论，疯狂地与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著名理论相对抗。毛主席及时地领导全党，开展了对杨献珍的反动暂学的批判。
    毛主席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而杨献珍却鼓吹什么“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同一就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这种反动谬论，企图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反对革命。它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基础。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丰富经验和铁的事实，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得体无完肤，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毛主席“一分为二”的理论，是对立统一规律最精辟、简明、深刻的概括，是唯物辩证法根本法则最通俗的表述。从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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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分为二”的理论很快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工农兵手里的锐利武器。
    针对刘少奇、周扬一伙在文化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严肃指出：“各种艺术形式
    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毛主席又于一九六四年六月进一步对刘少奇、周扬一伙所控制的协会及其刊物提出警告：“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①《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指示，深刻揭露了刘少奇、周扬一伙的反动文艺路线的实质，为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从1963年起，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无产阶级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长期控制的、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进攻。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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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艰苦战斗，终于使这些领域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变革。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等一批光辉夺目的样板戏出现了，象春雷
    一般震撼着整个艺术舞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站起来了，它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与此同时，毛主席多次发出进行教育革命的号召。建国以来，由于刘少奇一伙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形成了不能容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同年六月，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发出的《七三指示》和其他有关教育革命方面的指示，一再发出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并且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封、资、修教育制度的反动实质，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尽管刘少奇一伙竭力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但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有力地鼓舞着无产阶级在教育部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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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围绕着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1963年5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千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明确指出：“这
    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转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毛主席还向全党发出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四清运动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击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猖狂进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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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他们见势不妙，就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把四清运动的口号接过去，抛出
    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刘少奇一伙炮制了一个《后十条》，同毛主席制定的《十条》相对抗。他们故意掩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明目张胆地篡改
    四清运动的性质，把当时的主要矛盾说成是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奇谈怪论。他们玩弄这一套的目的，是要使人忘记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把阶级斗争盖子捂住，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使运动“走过场”。刘少奇还搞什么秘密“扎根串连”，公开攻击毛主席一再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还指使他老婆下去“撙点”，导演了一场假四清、真复辟的大骗剧，炮制了一个所谓“桃园经验”，先后在北京、天津和广东等地大肆宣扬，还盗用中央名义，向全国推广，并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在刘少奇这条反动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一些地方，一段时间内，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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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这条反动路线一出笼，就受到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抵制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
    阴谋作了坚决的斗争。1964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四清运动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个纲”，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转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二十三条》指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这是对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严厉的警告。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一场激烈搏斗，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场搏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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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条>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批判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城乡四清运动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经过运动，群众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有力地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毛主席领导
    全党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1961年11月，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召开了苏修二十二大，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反动路线。他们以老子党自居，挥舞大棒，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猖狂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掀起了一股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逆流。1963年3月，苏修还给我党中央一封信，提出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对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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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毛主席领导全党坚决反击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猖狂进攻。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总结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系统地解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总路线”，揭穿了它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本质；同时也批判了刘少奇鼓吹的“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当代世界矛盾和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和回答，提出了同苏修的“总路线”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
    一切走狗，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一道，对苏修叛徒集团进行了公开大论战，实行了全面大反攻。
    这篇文献的发表，击中了苏修叛徒集团的要害，他们急急忙忙在七月十四日抛出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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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用蛊惑人心的手法，放肆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这封公开信，
    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也歪曲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们党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我们党同苏修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还是向帝国主义投降，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搞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分歧。文章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中心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对当代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等等，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
    特别是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总结的关于中国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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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转引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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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的群众斗争的风浪里，注意挑选和培养革命接班人。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篇评论，给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头子赫鲁晓夫以沉重的打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也从各个方面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第三次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激烈的搏斗，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经过这场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分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逐步提高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大大地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日益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得到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经过急风暴雨考验的战斗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赫鲁晓夫倒行逆施，彻底背叛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把自己置于同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在世界革命洪流的冲击下，赫鲁晓夫终于在一九六四年被赶下了历史舞台。赫鲁晓夫垮台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惨败、大破产，这是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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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
    后来，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疯狂地推行并且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完成了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他们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族人民，对外实行霸权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同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他们炮制了一套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法西斯“理论”。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国际分工论”，“利益有关论”，等等，统统都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苏修新沙皇一九六八年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又于一九六九年武装侵犯我珍宝岛等地，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狰狞面目的大暴露。
    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大苏联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新沙皇骑在自己头上。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①转引自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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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坏事。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教育了苏联人民，教育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苏联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迟早一定会打倒苏修叛徒集团，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走列宁、斯大林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主席在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
    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壹、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制定。刘少奇“二月提
    纲”的破产
    我国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毛主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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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黑暗面。”（①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了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惨痛教训，终于在斗争实践中找到了一种形式，这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
    级斗争的继续。”（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毛主席所说：“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新的伟大贡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亲自发动对吴晗等人炮制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批判。十一月十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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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文章。锋芒所向，直指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控制下的旧北京市委。刘少奇一伙极为恐慌和仇恨，他们垂死挣扎、疯狂反扑，妄图死守资产阶级阵地。刘少奇指使彭真、陆定一之流控制下的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公开抵制这场批判，拒不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当他们被迫不得不转载这篇文章时，又对吴晗进行假批判、真包庇，大肆散布“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等谬论，极力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
    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9期)毛主席的指示，击中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指明了这场批判的政治性质。但是刘少奇一伙公然对抗，严密封锁毛主席的指示，于
    一九六六年二月，背着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精心炮制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并盗用中央名义，采取极不正当的手段，发到全党，流毒全国。“二月提纲”叫嚷“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妄图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篡改为资产阶级所谓“纯学术”的讨论。这个“提纲”扯起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高喊“先立后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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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份”、“防止和反对‘左派学阀’”等等资产阶级口号，千方百计地保护和吹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保护反动学术“权威”，凶相毕露地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妄图扼杀这场刚刚兴起的革命运动。斗争的反复，进一步暴露了刘少奇是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刘少奇一伙的阴谋，指出“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颠倒敌我关系，不分是非，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还针对陆定一之流控制下的旧中宣部的阎王殿，发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文汇报》)的战斗号令。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广大群众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伟大红旗，围剿“三家村”等反革命黑据点，对他们篡夺的文
    化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和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宣告了刘少奇黑司令部控制下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反动堡垒一一旧北京市委的垮台。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
    《通知》深刻地揭露了“二月提纲”是一个破坏无产阶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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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通知》指出：“二月提纲”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用混乱的、自相矛盾
    的、虚伪的词句，来模糊思想战线上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针对《二月提纲》的反动谬论，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
    吗？”“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
    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转引自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这就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发出了对被资产阶级占领的一切阵地进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伟大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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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二月提纲”提出的“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的谬论，是妄图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彭真、陆定一之流，“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转引自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通知》中深刻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转引自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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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政权领导机关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由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控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整个运动的纲
    领。这个文件，彻底批判了反革命的“二月提纲”，粉碎了刘少奇一伙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打乱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脚，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贰、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在全国广播北京大学第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小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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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革命群众不断揭露出来了。一大批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刘少奇一伙对革命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疯狂地进行镇压。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机，慌忙抛出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出黑指示，派出工作组去“控制局面”，“维持秩序”。他们还盗用中央名义，炮制所谓“中央八条”，规定什么“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清规戒律，竭力束缚群众手脚，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千方百计地转移斗争目标，残酷地镇压广大革命群众，妄图把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下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七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英明决策。八月一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主席在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少奇一伙“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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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13期)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实质，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号令。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地规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阶级路线，指明斗争的大方向，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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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广大革命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八月十日，毛主席向广大革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在这个伟大号召的鼓舞下，亿万群众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等新生事物。八月十
    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万名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千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但是，“栖身”于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极力歪曲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还在中共中央制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时，林彪在五月十八日的讲话中，就大肆散布反动的“政变论”，与《通知》大唱反调。他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同反动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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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争夺混为一谈，从根本上歪曲这场大革命的性质。同时，他大肆贩卖孔孟的“生而知之”的谬论，鼓吹唯心主义的“天才观”，宣扬“顶峰论”，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打着“大树特树”的旗号，来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林彪散布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都是为其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阴谋制造反动舆论。
    当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时候，林彪又极力鼓吹什么群众中产生的一切意见都是“天然合理”、全部正确的。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的“自发论”，是企图以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去“运动群众”，实质上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他还别有用心地鼓吹什么文化大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是“罢官”运动，从根本上歪曲这场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动力，妄图制造混乱，转移斗争目标，搅乱阶级阵线，混水摸鱼，以达到其篡党夺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但是，这只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发出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排除了林彪的干扰，指引广大革命群众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的彻底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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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垮台以后，刘少奇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怀疑
    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妄图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界限，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并且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企图瓦解和腐蚀革命队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斗争的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
    一伟大真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革命群众展开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斗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粉碎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于1967年1月胜利地展开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的指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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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担负“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紧紧地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迎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坚决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作斗争，揭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打退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夺取、发展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人民立了新功。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千部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5期)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夺权的斗争。
    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诞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军、干、群和老、中、青两个三结合，从而创造了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组织形式。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革命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有革命群众代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使革命委员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这就保证了群众对政权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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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革命监督。军队代表直接参加政权建设，充分发挥了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措施。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除台湾省外）实现山河
    一片红，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无产阶级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群众中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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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毛主席教导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转引自一九六七年
    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转引自一九六
    七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转引自中央两报一刊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转引自一九
    六七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毛主席这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灯塔。它引导广大革命群众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这期间，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跳了出来，兴风作浪，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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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夏季刮起了一股反动的邪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一伙唯恐天下不乱，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还提出军队可以向群众开枪的反动主张，妄图把我们的人民军队变成他们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从根本上破坏军民团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他们还搞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拉山头，闹宗派，打击革命干部，提拔亲信和死党；煽动和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打、砸、抢；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所谓“五·一六”组织，就是这样的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林彪就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总后台。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充分说明，林彪是一食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的指引下，粉碎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篡党夺权，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
    二中全会。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全会批准了中央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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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是一
    个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长期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殖民地的政治路线，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他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政治历史，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以他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数不尽的滔天罪行。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
    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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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
    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垮台，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于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实现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2期)毛主席这一指示，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的要求，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斗、批、改的基本内容和根本途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重要时刻，毛主席及时地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
    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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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在毛主席的伟大号令下，从一九六八年七月
    二十七日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学校，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从此，掀起了斗、批、改运动的高潮。
    在斗、批、改阶段中，各级革命委员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政权建设的指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节约闹革命，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从而使革命委员会成为领导和推动斗、批、改运动顺利发展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广大干部走光辉的“五七”道路，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等等。革命的大批判，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参加各级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军队代表和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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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三支”“两军”光荣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了“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了军民团结，进一步发挥了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在斗、批、改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斗、批、改运动中，清理阶级队伍和党的整顿与建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刘少奇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组织路线，包庇重用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是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摧毁这个反动的社会基础，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过程中，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大肆叫嚷：这次运动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批”，妄图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干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和政策的落实，破坏斗、批、改的顺利进行。他们还提出了三条所谓选拔干部的“标准”，疯狂地与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相对抗。各级革命委员会带领广大群众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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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转引自中央两报一刊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等指示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排除了阶级敌人右的和“左”的破坏，挖出了一小撮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挽救了犯错误的好人，教育了广大群众，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为党的整顿与建设创造了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经受了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洗炼，经受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级党组织以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转引自中央两报一刊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的建党方针为纲，进一步开展党的整顿和建设，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吐故纳新”。广大党员在群众的帮助下，进行斗私批修，联系实际，深入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和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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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溶化论)，清除其流毒。经过整党，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清除了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同时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具备党员条件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吸收入党。整顿后建立起来的各级党委会，不但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中年和青年一代。这就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我们的党更加坚强，更富有战斗力，更加朝气蓬勃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重视斗、批、改的工作，不仅为斗、批、改运动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亲自抓典型，树样板，用典型经验指导和推动全国各条战线斗、批、改运动的胜利发展。
    伟大的斗、批、改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化，反过来促进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推动着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前进，推动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毛主席“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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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的发表
    壹、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1969年4月1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其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农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未曾有过的。在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有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立了功的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大会的议程：（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大会，并作了多次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毛主席在开幕会议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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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转引自《红旗》杂志1973年第9期)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夺取新的胜利，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在大会期间，代表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了党的历史，受到深刻的路线教育。代表们说：只有懂得党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才能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才能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代表们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明确了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削剥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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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代表们经过学习，受到很大的教育，认识到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若干年后，我们还是要横扫牛鬼蛇神的。我们一定要注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动向，同妄图复辟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同违反毛主席政策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作斗争，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警惕资产阶级腐蚀、分裂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九大政治报告，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坚持了我们党的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重新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宣告：“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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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九届一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全会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伟大领袖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在大会前夕，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
    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
    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
    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毛主席、党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妄图破坏中央九大政治报告的卑鄙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的“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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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九大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贯彻九大路线，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政策和各项战斗任务的热潮，推动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深入。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清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伍、毛主席“五·二○”声明的发表
    当世界和中国革命进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时候，1970年5月20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
    毛主席在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是毛主席总结战后二十多年国际形势的发展，高度概括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特点而提出来的一个极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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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科学论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激烈的、反复的搏斗，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特别是美帝、苏修这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更加扩大了。苏美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各种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改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毛主席在声明中还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许多事实证明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战胜了号称第一号强国的美帝及其走狗，树立了小国打败大国的范例。今天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世界在变，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各国人民，形势大好。
    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一定要警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加强反侵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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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的准备。
    中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
    支援世界革命，为彻底埋葬帝、修、反而共同奋斗。毛主席的庄严声明，极大地鼓舞了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辉文件，成为我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一道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纲领。
    五、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党的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召开
    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
    变阴谋的斗争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沿着九大路线胜利前进，国内外
    一派大好形势下，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召开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全会的议程是：（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毛主席为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规定了全会的方针，保证了全会沿着九大路线胜利前进。
    但是，在全会期间，林彪反党集团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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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法，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斗争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效法孔子“克已复礼”，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急不可待地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1967年1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宜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了陈伯达等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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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组成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以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九大前夕，林彪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一伙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在8月23日的全会开幕会议上，林彪在事前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蛊惑人心的反党讲话，发出了反革命动员令。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要害就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接着，林彪指使陈伯达一伙，一面连夜加工炮制所谓称天才的材料，并以儒家“正名”的反动说教，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条文；一面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纠集力量，发动进攻。他们一伙制造了许多谎言，恶毒攻击和污蔑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他们自以为得计，反革命气焰嚣张一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的反党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实质上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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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严厉驳斥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针对林彪一伙竭力鼓吹的唯心主义“天才论”，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毛主席还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们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并且号召我们，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根本上不懂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主席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击中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要害，揭露了他们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实质，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戳穿了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挫败了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全会总结了九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任务，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讨论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加强战备等问题。
    在全会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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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沿着九大路线，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党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被揭露以后，林彪与其死党密谋策划，订立攻守同盟，竭力掩盖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还在继续。
    贰、批修整风运动的开展，林彪反党集团的总暴露总
    破产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指示，开展批修整风运动。在批修整风斗争中，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始终把批判矛头对准林彪一伙，进一步清算他们的罪行，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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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他们的谣言和诡辩，极大地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与此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团结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对林彪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希望他们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教育下，得到了挽救。但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作假检讨，欺骗中央；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1971年3月，林彪一伙炮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我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挑拨离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我们党，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我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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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我国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他们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反党分子翻案。他们妄图分裂我党我军，搞封建割据。他们里通外国，极力为苏修辩护，叫嚷依靠苏修的“核保护伞”，妄图把我国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叫嚷“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以法西斯的“江田岛精神”和孔孟之道的“不成功便成仁”作为反革命信条。所以，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彻底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原形，充分说明林彪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党变成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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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极力拼凑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反革命舆论，加紧训练特务，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建立地下反革命活动据点，从各方面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特别是穷凶极恶地策划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期间，沿途对各地负责同志继续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而林彪却以“破釜沉舟”的反革命决心，于9月8日，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指使其死党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谋害毛主席。与此同时，他们还策划暗害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并且准备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可是，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当林彪的反革命阴谋败露后，这个“超级间谋”预感到末日到来，便垂死挣扎，于9月13日带着几个死党，私乘飞机，仓惶出逃，投靠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终于落得个自我暴露、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正象毛主席在1966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转引自《红旗》杂志1973年第9期)林彪的可耻下场，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伟大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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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的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是由他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是他长期坚持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的必然结果。
    林彪出身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和人民。早在土地革命初期，他就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追随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后，他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他横蛮地一再坚持要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苏联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平津战役中，他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新中国成立后，他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他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他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要搞“包产到户”；他叫嚷我党批判苏修“做绝了”，要跟苏修妥协；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他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揪军内
    一小撮”等反党乱军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还妄图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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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教育。但是，林彪玩弄“韬晦之计”，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坚持错误，死不改悔。因此，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个以“天马”、“至贵”、“超天才”自居，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的沉重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亿万人民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进行了愤怒的声讨，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
    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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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全国到处呈现着团结战斗、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成果。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新的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更加朝气蓬勃。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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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只要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叁、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党的十大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九大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
    出席十大的代表共1249名，代表着全国2800万党员。工农兵党员代表占67%。我国领土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一致通过毛主席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的议程是：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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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报告；二、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8月28日，大会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
    大会充分肯定了九大路线的正确，指出：九大再次肯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九大路线指引下，我们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各条战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大会指出：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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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讲路线，要讲基本路线。大会肯定九大路线是正确的，并着重总结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号召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就是为了实现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更大的胜利。因此，十大路线是九大路线的继续。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围绕着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以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要经常学，反复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大会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明确指出：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因此，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王明、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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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充分地认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转引自《红旗》杂志1973年第9期）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今后还要进行许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转引自《红旗》杂志1973年第9期)这是我们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这三项基本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是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和坚持这三项基本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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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转引自《红旗》杂志1973年第九期)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这是开展党内路线斗争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十大号召全党同志，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学会识别革命潮流和错误潮流。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出于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又是遵守党的纪律的光辉典范。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我们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我们全党都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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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工作，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大会分析了我们的时代和形势，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大会指出，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使资本主义的一切固有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6页)，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世界的基本矛盾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仍然是我们认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理论武器。今天国际上美帝苏修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世界基本矛盾的发展呈现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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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为了完成十大提出的战斗任务，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尊孔反法思想，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斗、批、改，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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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十大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同九大党章比较，充实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把“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要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写进总纲；把“批判修正主义”列入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和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内容里；把“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任务列入各级党委的重要工作议程，等等。按照十大新党章的规定，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注意抓路线这个大事，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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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批评三大作风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干部要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要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不正之风。这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夺取更大胜利的保证。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讨论，选出了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老、中、青济济一堂，共同学习，相互激励。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
    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8月30日，党中央举行了十届一中全会。全会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伟大领袖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党的十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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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项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我们党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九大以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经验，提到理论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原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欢呼十大的召开，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愤怒声讨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的伟大祖国到处都呈现着一派团结战斗、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
    十大的各项文件，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彻底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谬论和罪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挖林彪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清除林彪及其贩卖的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沿着十大的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而鼓足于劲，乘胜前进！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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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
    五十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宜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64开本)第207页)。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毛主席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为我们党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党领导的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军队。毛主席领导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毛选》第278页)在民主革命前期，我们党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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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前进。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
    误路线，要出以公心，敢于坚持反潮流这个马列主义的原则，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64开本)第134页)社会上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垮台，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了，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但是，围绕着坚持或者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斗争并不因此结束了，以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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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都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也都是可以认识的。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着。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斗争，也仍然会存在的。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第92页)我们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就必须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长期斗争，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恩全集》第35卷第880页)。这就告诉我们党内出现两条路线斗争是不足为怪的，它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只要我们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要
    三不要”的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会有充分的精神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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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不论阶级敌人变换什么花样，就能因势利导，战而胜之。资产阶级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
    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20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经验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因为，执行党的政策是贯彻党的路线的具体体现，遵守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
    毛主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转引自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路线问题不仅党的领导要注意，普通党员也要注意，并且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注意。各级党委注意抓大此处缺356-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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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这样说过：“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为了与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而耗费的时间未免太多，以为他们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底意义未免看得太高。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
    一样。…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底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477-478页)这是列宁、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党内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
    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里，我们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还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彻底进行埋葬帝、修、反的战斗，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列宁曾经说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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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全集》第21卷第228页)我们在反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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